互联网技术在不断更新迭代给社会公众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新的犯罪行为因此而滋生,如充斥于互联网平台的巨量网络谣言和不实消息。一些网络用户为变现网络流量获取经济利益而故意造谣传谣、编造散布不实消息,恶意炒作社会热点事件,带来严重社会不良影响。为有效规制此类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联合发布发了《关于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尝试引导网民回归理性,打击编造、散布网络谣言及虚假信息的行为。令人扼腕的是,《网络诽谤解释》非但没能减少、消弭寻衅滋事罪本身存在的诸多争议,更因司法解释中的部分内容引发新的争论。寻衅滋事罪自诞生之日起就“命途多舛”,一方面其始自“流氓罪”有严重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其对罪状的叙明不够明晰具体,因而常被诟病为“口袋罪”、“兜底条款”,存在严重的“后天畸形”。本文尝试以陈某某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为切入点,总结归纳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检察院和法院各方意见及存在的争议,结合现存的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析。网络型寻衅滋事罪中,首对于编造行为的认定关键在于其是否进行了“实质修改”,对于散布行为应当注重考虑其行为对象,即是否为“不特定或多数人”;与此同时,对于起哄闹事的认定首要考虑的是其是否具有煽动性、公然性和蔓延性,坚持从客观角度出发。其次,对于虚假信息的判别应当坚持其内容的虚假性和事实性、关联性、法益侵害性,同时提出虚假信息认定的反向证否标准。最后,本文认为作为新兴产物网络空间具有其公共场所属性,且其秩序具有独立的法益保护价值。对于本罪中严重混乱的认定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是其对虚拟的网络空间造成的影响,如通过浏览、点击和阅读量等判定其传播的广度,通过分享、转发和跟评量鉴别其传播的深度;另一方面,当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的行为对现实生活带来不良影响,引发现实中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时可以作为本罪的从重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