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区制是区别于封闭小区的一种城市规划模式,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街区制因其开放恰当性而兼顾了格局总体开放和空间隐私保护的平衡,因其功能综合性而增加了公共开放空间的使用价值、因其交通便捷性而减少了交通出行的成本、因其资源共享性而避免了反公地悲剧的发生。街区制既因其优势为中央所肯定,也因其短板遭居民所诟病。基于墙垣情节、安全考虑、生活追求、政策助推等因素,居民反对小区内部道路的公共化,而这却是落实街区制改革的关键一环。在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征收、征用、准征收由于制度刚性僵硬、实现成本高昂以及权力容易滥用而不宜采纳,提前收回、相邻关系、传统地役权、临时用地由于违背立法本意、制度设计以及基本原则而于法无据。综合考虑,街区制改革应当采取公共地役权模式。其优势为有利于降低实施的经济成本和政府的信誉成本,有利于缓和小区业主的抵抗情绪,确认了小区业主权利回复的可能性。将视野扩宽至域外,其公共地役权的立法模式,皆有值得借鉴之处。法国的“法律抽象+法令具体”模式启示我们应当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提供具体标准,防止公权力滥用侵害私权领域;意大利的“类型限定+禁止扩大”模式启示我们不宜对适用条件把握过紧,不宜对成立标准过于严苛,设立方式应当多样,补偿救济应当充分;美国的“意思自治+税收激励”模式启示我们应当注重意思自治的充分性和激励机制的多样性;俄罗斯的“听证设立+保护全面”模式启示我们应当落实实体权利的保护和确保听证程序的公正。公共地役权在我国具有法律移植的根基,因其立法技术早已出现在我国多部单行法之中。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依托公共地役权而进行的街区制改革,应设立一项新型“公权力”:“街区通行公共地役权”。其具体内容包括:在结构方面,供役地是小区道路,需役地是通行效率提升的土地,供役地人是全体业主,需役地人是地方政府;在适用对象（条件）方面,该权的设立则必然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其界定采取“列举式+概括式”的方式;在设立模式方面,根据不同的利益对比,对应“自愿”、“协商+强制”、“强制”三种设立模式;在设立程序方面,应遵循“申请→审查→实地考察→听证→决定→登记”共计六个程序步骤;在设立内容方面,小区道路即使已经公共化,也应当视之为“特殊道路”,对通行的车辆与居民予以特殊法律规制。对于改造难度大的小区,采取“限时使用”模式。对于改造难度小的小区,采取“微型小区”模式;在补偿方面,只要业主因设权造成了不动产权利在使用层面的价值减损或者不动产权利人生活质量因此下降,就可以理解为“有利害关系”。对于物质层面,采取足额补偿标准。对于精神层面,采取定额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包括金钱给付、税收减免、优先车牌摇号等多种方式;在救济方面,应当赋予相关业主物权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反向征收请求权。在终止方面,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终止情形应有所限制。且业主一方不享有单方解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