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更多的体现在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更新换代的竞争上。作为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高科技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高科技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原创动力不足、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导致整体创新实力不强。因此,高科技企业响应国家“走出去”政策,实施国际化战略布局,通过加快国际化扩张的步伐,抢先获取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以实现创新能力的跃升。但现实中,企业国际化创新之路并非十分平坦,许多企业因难以适应慢速或快速的国际化模式,而未能推动创新的成功。从外部环境来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升需要所在地区提供资源支持,政府、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区域制度环境也就与高科技企业创新能力水平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扩张还处于政府主导下发展的阶段,母国制度环境作为企业“走出去”的基石,会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选择,而不同的战略决策会形成差异化的创新结果。因此,制度环境不仅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外生力量,制度环境与国际战略决策的交互作用同样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此,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探寻高科技跨国公司在国际化过程中适合的速度来促进创新,对推动中国高科技企业国际化的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而以往对国际化进程的研究侧重于“静态”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忽略了国际化过程中呈现出“慢进”、“天生全球化”和“激进”的动态特征。基于“时间”多维、动态概念的国际化速度,是反映国际化动态过程的具体描述,也日益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国际化速度相关研究的逐渐丰富,其维度划分更加细致,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争议越发显著,但鲜有学者基于全过程视角来探究不同维度的国际化速度怎样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目前也较少从母国区域制度视角出发剖析国际化进程,由于区域市场化程度和关系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客观上会造成不同区域内高科技跨国公司国际战略和创新水平的差异。弥合上述研究缺口,探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国际化速度与制度环境两个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实现机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本文从中国独有的制度背景出发,聚焦于中国高科技企业国际化全过程,不同于片面探讨国际化速度与制度环境单层面对创新的净效应,本文立足于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 QCA）,整合“制度逃离理论”、“知识转移理论”、“制度理论”和“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等理论,以纳入全过程框架为目的地将国际化速度细分为初始出口速度、初始OFDI速度、进入后出口速度、进入后OFDI速度,制度环境划分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试图回答:高科技跨国公司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国际化速度与制度环境所形成的不同组合构型中,获取高创新绩效的前置因素是什么?不同因素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创新绩效提升的具体路径有哪些?最终通过手工整理67家A股上市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数据,得到了六条高创新绩效的国际化路径,分析发现:第一,任意单一维度的国际化速度与制度环境均无法单独构成高科技跨国公司创新绩效提升的必要条件。第二,位于不同制度环境的高科技跨国公司,选择与其适配的初始进入速度,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第三,国际化进程中加快进入后出口速度是影响高科技跨国公司创新绩效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第四,当初始OFDI速度与进入后OFDI速度,在任意两个变量是“一快一慢”的匹配组合下,有助于高科技跨国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基于全过程式视角来界定和衡量国际化速度,拓展了国际化速度的理论内涵。第二,本文以中国为代表新兴国家的高科技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国际化速度与制度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扩充了中国背景下国际化领域的研究。第三,本文从整体性和非线性视角探讨,全过程式国际化速度的多重组合关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丰富了国际化——绩效的关系研究。第四,本文探讨了不同程度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如何影响高科技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与创新绩效,丰富了制度对企业国际化行为和创新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此外,本研究还具有以下实践启示:第一,政府应该完善国内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建设,为企业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中国高科技跨国公司在国际化扩张的进程中要全面权衡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国际化路径,塑造“全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