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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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期是一个历史与文本共同建构的盛世。洪武至宣德年间,政治太平,经济发展,稳定和繁荣的社会环境促生了此期诗人产生“时代自信”的心理,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盛世书写”的繁荣景象。盛世书写可溯源至先秦时期,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传统,拥有政治评价、人文关怀、历史眼光的核心标准,形成了盛事书写与盛地书写的文学母题。在明前期,诗人心态会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相应产生变化,其时代自信的表现活力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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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期是一个历史与文本共同建构的盛世。洪武至宣德年间,政治太平,经济发展,稳定和繁荣的社会环境促生了此期诗人产生“时代自信”的心理,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盛世书写”的繁荣景象。盛世书写可溯源至先秦时期,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传统,拥有政治评价、人文关怀、历史眼光的核心标准,形成了盛事书写与盛地书写的文学母题。在明前期,诗人心态会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相应产生变化,其时代自信的表现活力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进而也促使盛世书写在各个时期反映出国家建设的不同侧面,形成当下不同的历史特点。洪武时期,盛世书写以终结战乱、编修元史、华夷一统、建都南京几项重要事业为主要创作对象,在书写过程中反映了洪武诗人因社会处境变化造成心理错位而使盛世书写带上“伪”要素的特点,同时也反映出易代之际盛世书写所体现的兴衰观念。建文时期的盛世书写带有浓郁的儒家理想色彩,而永乐则形成了更加具有表现意志的外向型盛世书写,着力在盛世书写中标举王朝的“正统”意识,以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军事扩张与外交成就、都城北迁与两京盛地、文化建设与人才发展为主要书写内容。洪熙、宣德时期的盛世书写受此期时代氛围的影响,通过描写崇文偃武与休养生息、道德风俗与国家治化、政绩考核与民生发展几项主要内容,促进了“台阁体”这一标本化盛世书写的形成,同时,在洪宣诗人安稳和平的时代自信影响下,盛世书写也呈现出日常化、闲暇化、生活化的特点。由于盛世书写本身是一个以文学形式联系整个国家的宏观话题,可以引领人们的社会想象,具有实践与思维的双重价值,因此本文还着重探讨了盛世书写背后的理论启示。首先是“在朝”的盛世书写与“在野”的盛世书写,本文重点分析了明前期诗人“在野”异于“在朝”的盛世体验与书写视角,探究了处于“在朝”与“在野”两种场景下诗人的心态徘徊与创作交互。其次是君主在盛世书写中扮演的角色,通过总结与分析,本文认为君主在盛世书写中既具有显性与隐性的主体作用,也分别以“君功”和“君恩”为言说对象担当盛世书写的客体。再次是“世运”说和“文运”说在盛世书写中体现的历史眼光,就世运说而言,盛世书写表现了明前期诗人通过诗歌反映时事的功能与前代盛世达成的思想共振,文运说则反映了明前期诗人拥有自我裁定盛世标本的批评眼光,力求与前代的盛世书写达成审美共情。最后是对明前期盛世书写的重新评价,具体涉及对明前期盛世书写的史学意义、文学意义和文学史意义的重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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