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量由社会精英人士创办的报刊杂志,建立了一批以吸收新知识为目的的新式学校。与此同时,清朝的思想钳制政策被打破,出现了许多探讨新思想、传授新知识并评论政治时局的学会。在转型时代,这三种以传播新思想、新知识为主要目的新事物,使得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士”开始向知识分子过渡；其次,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取向危机。因此,知识分子未能在近代混乱的政局中发挥出稳定士气人心的作用。在钱穆看来,知识分子要为近代中国混乱不定的状况担负很大的责任。考察“士”在向知识分子过渡时出现裂痕的原因必须回到近代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的“读书人”震惊于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的惊人力量,逐渐倾向于“西学”,一些人甚至达到“视西学如帝天”的程度。鉴于此,钱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以中国民族文化为本位,通过历史材料的整理,提出“士”阶层是支撑中国民族、文化数千年延续不断的主要原因。“士”作为一个群体活跃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能够不断更新,但又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即“士”精神。在知识分子诞生的转型期间(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交错混杂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西化”即能救国,用一种简单的、相对粗暴的二分法将传统视为落后,因而作为传统文化继承者的“士”及“士”精神,不能发挥出形塑知识分子人格所应有,也必须要有的作用。事实上,“士”是作为一条暗线存在于钱穆的著作中。他认为学问应当“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中国学术又以人物为主线,故而“士”的作用极为重要。然而,“士”精神毕竟不能一成不变的全盘保留。当列强环伺于国门之外,国家处于乱世之中,钱穆认为“士”能于衰世中“守先待后”的精神尤为可贵；其次,要明了“华夷之防”。其次,钱穆主张结合中国传统历史精神,创造出能培养“新国士”的“新国史”。通过对“士”精神的阐释以及在教育中的运用,钱穆已经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传统的“士”及“士”精神的基本性格,因而重续“士”传统,承传“士”精神也就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