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史记》中的民族史传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史记》民族书写的形成、书写方式以及形成原因。通过对民族史传史料的分析,归纳总结出司马迁对各种资料的借鉴,分析民族史传的史料来源情况,并探寻《史记》民族书写对后世史学与文学的影响。本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史记》民族书写的史料来源”。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设列六篇民族史传,在当时的社会情境和新的认同体系下,构建了有关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知识。《史记》民族史传取材丰富,既有对前代文献的整合,也有对朝廷诏策、廷议、四方往来文书的参阅,而司马迁的游历调查为民族书写提供翔实的实证基础。当然,汉与周边民族交往的深入,使者、降者、商人以及各族实物也都丰富了时人及司马迁的民族认知。第二章,“《史记》民族书写的体例”。司马迁遵循五体义例,为匈奴、南越、东越、闽越、朝鲜、西南夷、西域等族（国）设列传记,按地区系统撰述各民族历史,其断限基本都在《史记》的整体断限之内。司马迁选择书写这些民族,主要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等方面有关。民族史传编次上大体是以各民族与中央政权交往的先后为序,穿插于诸列传之间而错杂编排,形成了与其他列传互为并列关系。第三章,“《史记》民族书写的叙事策略”。本章主要借助传统的叙事学方法,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史记》民族史传及相关篇目中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叙事观念、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等角度细致观察,分析司马迁在书写时是如何进行组织、裁度与处理材料的,进而了解书写者的书写目的、书写焦点、历史观等。第四章,“《史记》民族书写形成的原因”。在多元文化交互影响的背景下,华夏族体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在民族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汉民族。汉武帝先后对四方民族开展的用于构建其“大一统”的行动,对司马迁书写民族史传有一定的影响。武帝时期积极实践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包括政治一统、思想文化一统,也包含民族一统。司马迁尤为重视记载匈奴前部族史及汉匈和战史,主要是出于“设备征讨”时“参彼己”的思考。然而司马迁能够打破传统夷夏有别的观念,将各民族纳入到统一政治体中进行考察,形成了夷夏同源共祖于黄帝的新的民族认知。第五章,“《史记》民族书写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在记录周边民族历史以及与中原王朝关系史的同时,丰富了先秦文献记载的内容,刻画了一些典型生动的民族人物,形成了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史传。司马迁在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所开创的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先例,对后世正史历史撰述影响深远,形成了后世撰写民族史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