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剧烈震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专制集权高度强化，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女真人趁机入关，取得了中原的统治地位，这对素有华夷之辨思维的汉族思想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思想家目睹了明王朝的专制，期待理想政治的出现，但是又无法接受由少数民族来取代汉族政权，在这样的思维困境下，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传统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并提出对理想政治社会的构想。在这种情况下，黄宗羲等思想家便超越了仅仅对于一姓王朝兴亡的悲叹，而将问题上升到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的层面，对君主专制展开审视。他们以“万民之忧乐”作为天下治乱的标准，把民众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使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中国古代素有重民爱民的民本传统，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希望君主以仁心推行仁政，这种观念为黄宗羲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黄宗羲作为心学大师刘宗周的学生，陆王心学对个人主体性的弘扬对其有很大的影响。面对王门后学的禅化以及心学在明末清初所遭受的非难，黄宗羲认为陆王心学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其后学才把心学引向了歧途。因此，他一方面必须维护心学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修正王门后学的空谈和禅化，这就给他留下了很多的论题资源。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末的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并试图对君主权力进行制约，提出“以众论定国是”的主张，这些都成为黄宗羲民本思想的重要渊源。
　　 任何思想的展开，都需要一定的理论前提作为其进行价值判断的起点。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其对“天下为公”思想的新发展。天下为公观念并不是黄宗羲首次提出，但是在黄宗羲之前，很少有思想家把该评价标准引入政治领域，大多只是仅仅停留在对圣王的道德期待。黄宗羲将天下为公用于政治领域，首先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过是客体，而不再是“公”的代表。黄宗羲明确提出“人各自私，人各自利”，肯定了人的自私本性，同时又提出“人各得自利”，肯定了人们追求私利的合理性。因此理想的仁君应该从民生入手来治理国家。他据此对三代以降的法制进行了批判反思，主张由“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之法取代“为君王一姓而立”的一家之法。黄宗羲的天下为公主张已经超越传统思想家的水平，他以此作为反思政治的标准，提出其民本学说，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黄宗羲从探讨君权的起源入手来反思君民关系，在他看来，君权并非神授，而是因为“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的需要才出现的，而三代以后的君主背离了这种职责，反而将天下视为己有，这样的君主就应该被革而代之。既然君权并非神授，臣下因此也不必无条件忠君，君臣之间不再是类似父子的命定关系。臣下只有在为了万民的目的时候，才会出仕君主，否则的话，君臣之间就是路人关系。相对于君和臣而言，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优先地位，民众的忧乐才是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基于此，黄宗羲对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进行了探讨。他对封建社会的土地进行了重新认识，对赋税问题做了发人深思的反省，并提出工商皆本的理念，以给与工商业者以追求物质利益的保障。
　　 理想的君主是值得期待的，但是黄宗羲也看到三代以后的君主滥用权力的现实，因此，他主张对君权进行制约。试图对君主手中的权力进行制度上的限制，这是明末清初民本思想超越于传统民本思想的主要之处。传统思想家一般从正面肯定权力的积极作用，对人性作乐观的估计，希望并要求君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力争不犯错误。他们或者对皇帝劝以“格君心之非”的道德教化，或者施以“灾异天谴”的神秘警戒，但是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这种对圣君的期待最终只能流于幻想。黄宗羲则试图从外在方面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他提出有治法然后有治人，强调了治法的重要性；他主张设置宰相，并提高宰相的地位，从而分君权以共治天下；他提出建立学校，君主应该公其是非，由学校来公开讨论；同时，他还主张恢复方镇，以重兵来构成对君权的威慑。虽然他所提出的这些制度在历史上大多都曾经存在过，但黄宗羲以“天下为公”为原则、立足于万民的忧乐，从而赋予这些制度以时代意义。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提出以后，在二百年内处于默默无闻的地位。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当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社会之时，如何调整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直接目的，成为中国近代的主要任务。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船坚炮利，更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他们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无法彻底地背离传统。他们只能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资源，于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家都将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一再诠释，以其作为宣传民主和革命的工具。中国近代思想家之所以一再诠释黄宗羲的思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准确把握西方民主政治的内涵，只能在传统文化的思维中来解读。另一方面则是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思想家有意将黄宗羲的思想与民主理念相比附。因此，近代思想家对于黄宗羲的解读是一种“过度诠释”，黄宗羲思想的本意，与近代思想家所诠释的黄宗羲思想，并不是完全的一回事。这种过度诠释也使民本的一些消极思想影响到对民主的理解，从而阻碍了近代思想家进一步准确把握民主理念，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负面影响。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达到了新的水平。不管他所设计的制度是否能够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但他对政治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致。他的思想透显出政治与伦理分离的萌芽，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先驱。而且，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系统论述以制度制约君权的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黄宗羲在将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弊端。黄宗羲最终没有否定君主的存在，他只是为了寻找理想君主的原型，而不是彻底否定君主制度，这样他就重于对封建时代政治过程的批判而疏于制度层面的反省。他所追求的只是君主应该对民众的公利予以关注，君主的所作所为应该是“为民谋利”，但是对于民众的政治权利则没有论述，民众依然被设计成权力的客体。这样，他就没有真正把权力赋予民众，从而也无法实现对君权的有效制约。因此，黄宗羲的思想在民有、民享之外，就欠缺了“民治”的成分。这就使得他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而无法跨入近代的门槛。虽然我们并不主张，只有在中国传统的灰烬上，才能生长出现代民主政治的胚芽，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就算发展到极致，也无法开出民主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