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新史学”是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型态史学，然而，“新史学”之“新”究在何处?与传统史学相比较究竟有何区别?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这都是研究近代史学史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研究，即从“科学”对史学的影响方面，探讨近代史学变化的内涵及其缘由。本论文以“科学”对近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考察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迄于1949年中国史学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发生的重要变化——史学科学化。 因“科学”观念的引入，20世纪初中国史家以“科学”眼光回观旧史，愤言“中国无史”的同时，以“科学”为标准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就成为“新史学”家的一致追求。由此，引起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史学观、治史方法与精神、材料解释、史学表达形式等方面的变革，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初步阶段。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家认为“中国无史”，主张以西方“科学”标准全面改造传统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论；而“国粹学派”出于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关切、及中西学战的愿望，通过论述“国无学不立”，说明中国传统“有学”，并返身回向传统寻求学术资源，终将“国粹”定位于“史学”；在中、西学关系问题上，国粹学者倡言“国粹不阻欧化”论，并不排斥西学；在史学科学化问题上，国粹学者也不否定西方“科学”对改造传统史学的作用，但强调应以“我”为主，借西方“科学”以“发明”、“证明”中学，走“温故知新”的新史学之路。 “五四”前后，随着国人“科学观”的变化，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学者将“科学”内涵落实在“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倡导以“科学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由此，导致新史学从重视“史观”的变革转向注重“史法”的运用。受胡适宣传“科学方法论”的影响，20年代兴起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运动，从中可见对早期“国粹”研究的学术传承、及与国粹学派在治“国学”的态度、方法、目的上的差异；在狭义史学研究上兴起的“古史辨”运动，同样也是“科学”传播所激发出的史学革新运动，从“疑古”与“信古”的争论中明显可见新史家与传统史家的差别，“古史辨”推动了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随着“疑古”史学的发展及其面临的困境，新史家渐将新史学建设的希望移向“考古”，笃信“科学”改造中国旧学神奇作用的傅斯年，以欧洲正统汉学及实证史学为样板，打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旗帜，建立起注重史料研究、扩充材料、讲究“实证”的“科学史学”新典范，并占据民国史学的主流地位。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为代表的史家，虽不完全认同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科学史学”观念，且时有批评之音，但在史学实践上与“实证”史学实有相近之处，故当时即被“科学”史家认作同路人，后人也多将他们归入“新考证派”史家之列。 与“考证派”科学史学建立的同时，因缘学者对“科学”内涵不同的理解，也因西方社会科学化“新史学”的示范作用，社会科学化的“史观派”史学异军突起。在对“科学”的认识上，史观派认为：现代“科学”已由“实验科学”、“叙述科学”进展到“理论科学”、“说明科学”阶段，因此，“科学化”的新史学应超越“实证史学”阶段，史学研究应从注重“科学方法”转向以“科学理论”解释历史材料与史实、探求历史发展的“理法”、构造新史体系上来，由此，开辟了近代史学科学化的另一条路径。其中，唯物史观派无论在史学理论阐发、还是在史学研究实践上，都是这一科学化史学的代表，李大钊提出了与实证史学不同的“历史科学”论，以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将之运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建立起史观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并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扩大了影响。在唯物史观派史学之外，同样强调以“科学理论”解说历史、不满于考证派史学的史家中，因所持“科学理论”不同，还有朱谦之的“生命史观”、“社会史观”，常乃德的“生机史观”等人的“科学史观”之提出，但他们多停留于历史哲学理论的研究上，在史学研究实践上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缘西方对“科学文化”的反省及国内东方文化派的兴起，出现了对“科学”作用与适用范围不同的认识，由梁启超宣称西方“科学破产”而引起国内学界的“科玄论战”，既深化了对“科学”的认识，也引发了史家对史学是否是“科学”、以及史学如何科学化的争论。这场争论并未否定史学应走“科学化”的道路，惟因各派史家对“科学”概念及内涵的不同理解，遂有广、狭不同的“科学史学”观念，由此而形成了近代史学科学化多重路向的分裂。其中，有以“实验科学”为榜样的自然科学化路线，也有社会科学化路线，二者在对史学“科学性”的认识、借鉴的学科科目、史学研究的目标上有根本的分歧;在史学研究实践上，形成了史料考证派与史观派的不同取向与对立，二者在治史的侧重点、史学研究态度、治史目的、操作方式上亦有相当大的分歧。 中国近代史学外缘西方“科学”观念之汲引，内有传统史学走向近代化之迫切要求，自20世纪始即开始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