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着新常态和发展瓶颈等一系列问题。从中观层面来看,伴随着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和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传统产业发展不再占有独特优势。因此,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发展变得尤为重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公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已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张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占GDP 比重亦逐年上升。因此,从中观层面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联系起来,研究数字经济是否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和政府干预是否会推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路径,实现产业绿色发展。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首先,基于以往研究确定了数字经济基本定义和范围,并利用我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27日公布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测算了我国各省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其次,结合数字经济基本特征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式和政府干预对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然后,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选取了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利用熵值法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同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将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通过构建虚拟变量和使用交互项等方式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将财政支出作为门限变量,运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门限效应,并对回归结果做了进一步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得到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因果关系。二、将我国各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以西部地区为参照系,构建中部和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然后进行回归。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三、将财政支出作为门限变量,运用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单门限效应,即当低于门限值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小;高于门限值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大。进一步将样本按照门限值分为低于门限值和高于门限值两个区间,然后进行分析,发现高于门限值的省份大多集中在西部地区,与加入地区虚拟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即在政府支持下,我国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大,更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根据本文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加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发展落后地区,实现全民互联;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制度体系,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技术创新,推出相应的帮扶政策,激励创新型企业发展;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学校和企业合作的方式,培养专业型人才;建立绿色、透明的监管体系,实现网络平台持续发展;将数字经济与地区自身资源禀赋相结合,实现特色发展。本文的创新点: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大多采用分组回归和使用交互项等方式检验异质性,这造成了分组困难和存在共线性等问题。本文在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时,运用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回归,避免了上述问题。同时,以往研究中只是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而对产生异质性的原因并未涉及,本文在进行研究时补充了这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