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事孱弱,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其无不得益于赵宋统治者采取了重视文化、优待士人的政策。文化的繁荣、名家才子的辈出固然离不开学校的兴盛。宋代是中国帝制时期学校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迈前代。中央太学,宋代在其教学组织形式上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分斋教学法”和“三舍法”;地方上,设立提举学事司专门管理地方教育、设置学田作为地方学校的固定经费以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校管理制度;与此同时,义学、书院等私人办学非常兴盛,亦为前代所不及。地方官学,尤其是边界学校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简而言之,学校的发展建立在三次新政兴学的浪潮之上。一方面,庆历四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强调从学校中培养人才;熙宁、元丰期间,王安石变法亦强调改革学校制度,进而为变法培养适合的人才;这都为学校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宋廷对边界少数民族势力采取羁縻政策,然而神宗、徽宗的开边拓疆行动使宋朝收复了大量土地,于是在新收复地区设立学校,通过教学的方法潜移默化地使蛮夷民族后裔知荣辱、尚礼节,逐步完成汉化,从而对宋廷归心;这也不失为达成羁縻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士人作为宋代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教育活动中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士人是学校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士人在学校中扮演着多重身份,其既是学生,又是学官,也可能是各类外来人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其次,宋代士人的一生往往与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年少时,就读于官学或私学;准备科举考试时,往往一边温书,一边在私学中教书;出任地方官时,在处理日常政务之余,或许会心系州县学,甚而重修破败的学校;致仕后,对乡里后学有提携之心,亦会积极参与家乡的学校建设。最后,宋代士人热心于学校教育,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学校建设,如兴建校舍、捐赠学田等;这些行为通过“记”的形式被载录下来,并流传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