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台湾，现代派文学呈狂飙突进之势，波及整个文坛，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散文，无不笼罩在它的影响之下。著名作家白先勇，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进入文坛的，先天的忧郁性情、生活的不断变迁、敏锐的洞察力和外来思潮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弥漫着一股悲观、孤独、哀愁、绝望的情绪。无论是早期的《寂寞的十七岁》、还是离台后的《台北人》、《纽约客》、《孽子》，都充满了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放逐、孤独、死亡与焦虑构成其小说创作的母题。本文从心灵的契合、孤独者的悲剧、焦虑中的勇气三个方面剖析白先勇小说创作母题形成的背景及其构成。 第一部分通过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白先勇与现代主义思潮在心灵上的契合。6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在台湾地区流行开来，其叛逆的声音与哀伤的调子深深打动了白先勇。在福克纳、卡夫卡、威廉斯、伍尔夫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下，在“现代主义”的迷惑下，白先勇对当时台湾文学界流行的作品不感兴趣，他开始仿效陌生化的手法，将自己对现实世界深深的怀疑与思考，溶入了求变创新的艺术形式之中，走上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道路；每位作家在建立自己思想观念的时候，除了现实的和心理情感的作用之外，还同他对某种哲学思想的感应和接受有着必然的关联。透过白先勇的作品，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以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对他的巨大影响，白先勇以《现代文学》为阵地，接受着存在主义的洗礼，实践着存在主义的主张。 第二部分通过放逐者的悲歌、孤独者的痛苦和对人生的终极思考三个方面，展现了白先勇作品中的一幕幕悲剧。白先勇具有一种悲悯情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触目惊心的社会真相和振聋发聩的社会问题，白先勇总是以历史伤痕感受者的身份沉重落笔，关注着创造历史而又在历史中苦苦挣扎的人的存在，为我们展现了孤独者的悲剧化生存状态。亲情的丧失与放逐、文化家园的丧失与放逐、海外飘泊与自我放逐让我们强烈感受到无论是被迫的放逐还是主动的放逐，都是极度痛苦的；“情感窘迫”的困境、“融入异乡”的孤独让我们强烈感受到拥有是偶然的，孤独才是必然的；肉体的自我戕害、精神的枯萎死亡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先勇通过一个个放逐者与孤独者，表现出了对人生的终极思考，让我们充分体会到了人类生存的艰辛和与生俱来的悲剧命运。 第三部分通过存在的焦虑、时间的焦虑和存在的勇气三个方面论证了白先勇作品中呈现出的存在主义根本特征。白先勇作品的思想内核更接近于存在主义，他关注并焦虑人的生存困境，认为人生轨迹的渐次低落是人生常态，繁盛与辉煌只是人生形态中稍瞬即逝的点缀；他焦虑时间流转的残酷性，时间的流逝一直是他最关心、最敏感的一个题目；他在焦虑中充满“反抗绝望”的勇气，大胆正视人性的晦暗，对人物自欺性沉沦进行彻底的裸露。白先勇以存在主义者的姿态，屹立于20世纪台湾文坛，用一支娴熟的笔，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社会和旅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面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题材内容，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