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关税等传统的贸易壁垒被不断被削减,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加权平均关税不断降低,至2010年仅为2.69%,故难以通过关税的进一步削减来使全球贸易扩张。在此背景下,阻碍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复杂海关程序和不透明贸易政策等措施逐渐被重视起来。在WTO在2014年通过《贸易便利化协定》后,世界各国积极进行贸易便利化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贸易便利化的提升会导致出口规模的扩大,然而徐明君和黎峰（2015）指出国家的出口竞争优势也很大程度上由出口贸易的“质”决定。那么,贸易便利化的提高除了能提高贸易的“量”,能否提高贸易的“质”呢?理论上看,贸易便利化提高会降低贸易成本,一方面使企业出口利润增加,扩大出口规模,导致收入增加产生“收入效应”,促进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促使企业更多采用低价格低利润的低价竞争策略,产生“替代效应”抑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实际影响如何,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本文在此背景下探究贸易便利化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在贸易便利化的测算方面,本文借鉴了Wilson等（2003、2005）、谢娟娟和岳静（2011）的方法,构建了由4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二级指标数据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测算得到了2007～2016年全球147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随后,本文借鉴曾铮和周茜（2008）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划分,将本文研究的样本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发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便利化程度呈现出正向关系。随后将样本国进行分类分析:按照地理特征分类,发现北美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便利化水平最低;按照收入水平分类,发现高收入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远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验证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便利化程度呈现出正向关系;按照样本国是否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时,发现非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在2007～2013年间高于沿线国家,但在2013～2016年,二者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已经十分接近,这与近年来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口岸基础设施以及电子通信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密不可分。在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方面,本文借鉴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许和连和王海成（2016）的需求信息回归推断法,依据中国海关数据库,测算了2007～2016年我国“企业-年份-产品-目的国”四个维度的出口产品质量,并按贸易额权重在不同层面加总。当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加总时,本文发现出口产品质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当根据行业大类加总时,本文发现我国第4大类（食品、饮料、酒醋及烟草）平均出口产品质量最高,平均出口产品质量最低的行业时第13大类（石料、陶瓷、玻璃及其制品）;当根据目的国加总时,本文发现美国和日本2007～2016年间一直是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前三的目的国,按照目的国地理特征分类,发现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最高和最低的地区分别为北美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按照目的国收入水平分类,发现我国出口至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高于出口至中低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按照目的国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文发现相比于非沿线国家,我国出口至沿线国家的产品质量更高。并基于上述三次分类,进一步发现目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出口至该目的国的产品质量呈现出正向关系,验证了Linder假说。在对目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面。本文实证结果显示:目的国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且呈倒“U”型,而我国目前还处于拐点的左边,即目的国贸易便利化的提高会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当未来处于拐点右边后,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出负向影响。同时,实证表明目的国人口规模和人均GDP的提高均会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目的国市场规模的提高和贸易条件的改善均会对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本文将测算的样本国按照地理位置特征分类,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在亚太、欧中中亚和中东北非地区,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体现出正“U”型的非线性影响,而且欧中中亚和中东北非地区目前处于正“U”型的右段,即贸易便利化的提升会促进我国出口到这些区域产品质量的提升。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体现出倒“U”型影响,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我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最优区间。在北美和拉美地区,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随后本文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内生性问题处理和影响机制检验。在稳健性检验方面,本文尝试了四种方法,实证结果均体现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在内生性问题处理方面,本文尝试处理了由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在影响机制检验方面,本文参考了杨逢珉和程凯（2019）的方法,并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验证了本文的影响机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论文的研究启示为:第一,我国应加强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视程度,必要时帮助贸易伙伴国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因为本文发现,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为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我国可以协助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第二,扩大与中高收入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出口至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质量高于非沿线国家,加深与中高收入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吸取先进国家贸易便利化建设经验,继续推动我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本文发现阿联酋、新加坡、荷兰等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非常高,我国在贸易便利化建设方面可以向这些国家吸取经验,营造更为高效和便利的贸易环境,从而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