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从叛离家庭，叛离父亲始，才发现了女性的性别自我。“叛逆之女”的身份打破了几千年神圣不侵犯的父子同盟，从而成为女性性别意识成长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庐隐作为中国第一代女作家群的卓越代表，开始了对女性自身性别精神立场的寻找，也开始了对女性性别主体意识的表达。 “五四”是一个弑父的时代，子承父继的文化统治结构出现了断裂。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方面为女性对于性别意识的表达提供了契机，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主流话语又对女性性别话语产生了巨大的统摄力。这一占据中心地位的话语传统不仅是指特定时代语境下所建构的常规命题，更是指一种强有力的建立在菲勒斯中心秩序上的一整套完整的男性话语机制。它为男性造就了完满的意识形态神话，而将女性性别主体的表达逼向边缘，并将其置于一种双重复合的位置上，女性对自身性别经验的书写既无法完全脱离主流话语场，又潜藏着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话语传统的破坏力。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必然处于一种双声语境之中。女性写作既有对主流话语的认同，又有女性性别话语的逸出。庐隐正是在这种话语困境中开创着她不成熟的女性传统，在时代语言系统的边缘寻找着较为清晰的女性主题。 庐隐女性性别意识的表达建立在她对五四主流话语传统的质疑上。这包括，她对爱情神圣与新式婚姻的理性怀疑；对五四婚恋自由问题所做的反思；对于母爱神圣的回避；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刻体察和对女性现实出路的艰难求索。她的创作较多地触及到了女性隐秘的内心体验及性别经验，也大量叙写由于这种体验而导致的内心焦虑与自我分裂的痛苦。 庐隐对于所处时代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探索，构成了她创作中独特的女性命题，张显了她清醒的女性性别意识，尽管她的表达还显得较为朦胧晦涩，或者顾虑重重，但这毕竟是女性觉醒之初性别精神立场寻找和确立的一个起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庐隐的女性写作具有拓荒的价值。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剖析庐隐女性意识的特征，揭示她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拓荒者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