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证券市场行政违法行为的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内幕交易案件的绝对数量和在全部证券行政处罚案件占比也不断增加。行为人种类日益增加、人员范围日益扩大。而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认定是行政执法的重要环节,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认定交易行为获利或避损数额的必要前提。然而,我国目前《证券法》对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定不够明确,证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之间存在冲突,有关内幕交易主体的法律法规无法有效指导行政执法。证券监管机构在执法实践中也存在和相关立法规定不一致、认定标准模糊等问题,并且造成了执法范围扩大化的现象。因此,有必要理清内幕交易主体的认定思路,构建明确统一的认定体系,明确内幕交易的合理打击范围,以提高对内幕交易行为的监管质量。本文在对内幕交易主体认定的实质标准和归责理论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分析,然后对我国近年来（2014-2021）证监会和各地方监管局的执法案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概括各类型主体的认定在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完善行政执法中不同类型主体的认定方式。本文主体部分包括三章:第一章介绍了内幕交易主体认定的基础理论,包括内幕交易主体的实质标准和内幕交易的归责理论。第二章对我国内幕交易认定的证券法、证监会规章和司法解释进行了分析。证券法规定的主体范围过窄,而证监会规章、司法解释对内幕交易主体又进行了过于宽泛的扩张解释。第三章对我国内幕交易行政执法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执法实践中,证券监管机构存在错误认定主体类型、不当扩大打击范围等问题。第四章对内幕交易主体认定提出相应完善意见,包括限缩非法获取型内幕交易的主体范围,增加泄露型内幕交易的主体类型,以及扩大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类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