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子间作家”是上海特殊城市文化环境的产物。“亭子间作家”是寄居在上海逼仄、简陋、阴暗的居住空间(诸如亭子间、弄堂楼阁等)里,生活窘困并处于文坛边缘的流亡青年作家。代表作家有：丁玲、胡也频、叶紫、艾芜、沙汀、周立波、萧军、萧红、彭家煌、欧阳山、草明、蒋牧良、舒群、罗烽、白朗等。对于生活在上海弄堂独特的生活环境里的“亭子间作家”来说,生活空间的逼仄、狭窄与生活的落魄造成了他们内心的狂乱,他们苦闷、孤独、激进、反叛。这种复杂情感心绪必然会呈现在其小说作品中并影响“亭子间作家”的小说创作。论文的主体通过三章来阐释都市体验与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小说创作的关系。第一章阐释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的空间体验与都市空间想象。在居住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双重挤压下,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体验到了压抑、愁苦、激愤的情绪,产生心理失衡感。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在革命语境中通过文学想象把马路、街道、监狱和工厂赋予社会意义,并借助文学想象的方式宣泄和弥补自我的缺失性空间体验。马路成为了革命思想宣传“阵地”,监狱变成了革命意志考验场,工厂作为了文学大众化实践的“学校”。这种空间想象虽然被左翼逻辑所束缚,但极大地丰富了三十年代文学上海想象的空间与意义。第二章论述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的边缘体验和乡土书写。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的双重边缘体验,激发了颠覆现有不平等秩序的内在革命诉求,形成了“融革命诉求于乡土”的乡恋心态。他们的乡土小说具有革命性,乡土人物由“边缘”走向“中心”,显示出强烈的革命反抗精神。小说故事情节结构在事理性叙事中不断颠覆现有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与鲁迅、茅盾、沈从文、新感觉派作家的乡土题材小说不同,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的乡土小说以强烈的革命性从乡土人物和乡土空间两个方面丰富了现代乡土文化隐喻。第三章把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置于都市空间交往中加以考察,以动态化的呈现方式,探究其都市空间交往体验中的小说创作。三十年代“亭子间作家”因共同的惯习形成了“亭子间文人共同体”,并依靠现代报刊、社团等现代文学制度的力量参与都市空间建构。他们的小说展现人物的空间实践,注重与读者沟通的小说社会化形式,呈现出社会性特征。所形成的由“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的空间观,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