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传教士英译汉籍活动始于1810年左右,基本终于20世纪初,佛教典籍等宗教文献的英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教士译者群体中,若论译介佛教经典的数量与种类,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毕尔当为成绩最突出者。在晚清来华传教士所译的30余种中国佛教文献中,毕尔一人独占19种。然而,学界对毕尔英译中国佛教文献之全貌尚未有完整、准确、集中、系统的描绘。本研究在收集整理一手史料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毕尔汉语佛教文献译介情况进行共时的、局部的汇集和剖析以及历时的、整体的观览和审视,分析其在英译过程中的翻译动机、文本选择、副文本运用、策略选择等方面的主要特征,以期形成对毕尔汉语佛教文献英译活动全面、准确的描述和多维、深入的阐释。研究发现:在毕尔译介的19种佛教文献中,成册译作8部,单篇译作11篇。其翻译动机可归为三点:其一,出于对佛教学术研究的热爱与毕生追求。其二,为填补佛典直接英译方面的空白。其三,将了解中国本土宗教作为传播基督教的基础,从佛教流传中土中汲取传教经验。毕尔所事佛教文献翻译工作在文本选择上具有两个鲜明倾向。一是对佛教经典的偏爱。二是对高僧西行游记、传记类作品的翻译。在译作内容构成上,毕氏译本除正文外,另附丰富的副文本。在翻译策略层面,毕尔大体采用“异化”策略,以区别“我者”与异质佛教文化“他者”。在平衡译文忠实性与文学性时若出现冲突,毕尔选择牺牲文学性而保留译本忠实性。细读毕尔《四十二章经》1862年首译本与1871年重译本发现,毕氏首译本力求忠实,但由于主观目标与翻译客观条件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翻译目的的复杂性,译本最终呈现的效果终是难如人意。译者通过“异化”策略凸显佛耶差异,最终目的是旨在通过知己知彼,推动基督教的在华传播。从1871年重译本可明显看到译者在提高译文准确度与进一步强化读者关照方面的努力。但译者对某些佛教内核的基督教式解读,是对基督文化因子的固守,是将东方文明纳入基督教解释体系的尝试,也是佛耶思想的错位。其实,无论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毕尔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进基督新教在华传播,二者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