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东西方政治隔阂的打破,以全球性生产分工和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逐渐形成。全球价值链涵盖了全球产业的完整体系:从原材料的开采到不同投入品的制造和最终产品的出售,再到将产品从生产地转往全球消费市场的分销和物流渠道,最后到向个体消费者出售商品的主要品牌商和销售商。在整个过程中,全球价值链将被赋予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含义:从经济上看,全球价值链是不同产业的生产与贸易的集合,以及价值链内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并在此基础上,衍生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组织结构变迁等影响因素;从政治上看,全球价值链的意义在于通过分工和贸易网络而打造新的世界体系,这就意味着体系内的国家将依托于自身的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差异,而成为全球价值链下的分工单元,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能力、增加值收益能力以及对整个体系的影响能力,将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权力构造。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分析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三种不同的权力性质。第一个国家是德国。德国是全球价值链“成功者”的代表,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德国不仅实现了国家经济的振兴,而且成为欧洲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核心,就像是“翱翔天空的鹰”,主导着欧洲的前进方向。凭借发达的制造业,德国在欧洲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产业辐射,并引领着欧洲国家的技术变革,最终构建了以德国为“链主”的欧洲区域价值链。在“链主”效应下,德国拥有对跨国生产布局和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权力,这就促成了德国区域“主导权”的形成。在主导欧洲应对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与乌克兰危机中,德国均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在欧洲经济和技术主权的机制建设中,德国也充当着“主导者”的角色。纵观德国“链主”与“主导权”的转化,这是在德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下,孕育出的生产性权力与发展主导权的必然结果。第二个国家是越南。越南是全球价值链的“小国”代表,越南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大国的依赖;同时,越南也对大国权力保持着天然的警惕性,不希望由于大国的权力扩张而使自身的利益受损。这种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求得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类似于“丛林深处的狐”。越南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表现为以制造业为主体、对全球价值链制造和生产环节的“嵌入”,上承来自东亚地区的供应链、下接欧美提供的需求市场,从而为越南革新开放事业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这种对大国的利益依赖关系,促使越南分享到了充足的“搭便车”红利。但是,在对大国依赖的另一面,作为“小国”的越南,却时刻保持着对大国权力的抵触,防止大国权力的扩张而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挤压。在这种对大国既依赖又抵触的矛盾选择中,越南采取了对大国权力的“制衡”策略,即对大国权力保持多样化、全方位的平衡,并利用国际规则、对冲、联盟等一系列权术手段,制约着大国的权力扩张,以尽可能的保障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第三个国家是印度。印度是全球价值链的“失意者”,尽管印度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之一,但印度并没有在全球价值链中分享到足够的红利,这也制约了印度对区域权力的追求,这种无奈的处境,被比喻为“戴着脚镣的象”。印度是“印太”区域内名副其实的大国,也是今天“印太”区域战略构建的主要参与国,但是,由于印度制造业缺乏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服务业又偏重于信息服务的单一行业,使印度难以融入“印太”区域内的核心价值链体系。这一产业结构的先天性缺陷,制约着印度在区域内权力的发挥,无论是在区域经济秩序构建中,还是区域安全的提供,亦或是遏制中国的崛起,印度都显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综上所述,本论文立足于全球价值链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通过分析德国、越南和印度三国在全球和区域价值链的表现,进而探讨主导权、制衡权和权力制约三种国际权力的不同形态,以期勾勒出国际政治经济变迁的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