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左氏传句解》是南宋林尧叟（字唐翁,生卒不详）撰著的一部《春秋左传》句解类经学文献,对中国乃至东亚的春秋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因其平易通俗的性格而未受到学界充分关注。本文对《句解》进行了文献和思想的系统研究。林尧叟曾自题里籍“梅溪”,但今属何地,众说不一,或谓福建,或谓浙江。由于《句解》一书反映出林氏与陈傅良一门具有学术渊源,考虑到陈门温州籍人士居多,所以林尧叟更有可能出身浙江温州平阳或乐清。目前已知的《句解》传世版本,有中国刻本七种,包括两种宋刻本,四种元刻本,一种明刻本;其中,为私人收藏的宋刻半页十行残本,应是年代最为古远的一部。除此之外,又有朝鲜刻本七种,它们的祖本为元刻半页十二行本,主流传刻脉络始自癸未（1403）字本。亦有日本刻本两种、抄本一种,日本刻本的祖本是朝鲜端宗二年（1454）癸未字翻刻本,其中的宽政五年（1793）刊本当为《句解》自南宋刊行之后的第一次系统校勘之本。《句解》的中国刻本,大致可以分为“经传句解本”与“音注全文本”两个系统。以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本为代表的半页十行本,是保存了林书初刻样貌的“经传句解本”系统中,目前可以利用的唯一珍本,但它的刊刻年代,学界尚无定说。与之同版的清邹奕孝抄补本,在卷首收录了一篇未受以往论者注意的杜预《序》和林尧叟注,其注解体例不仅与经传正文不相符合,其文献形态又和随后的部分存在“断裂”;参照明人的学风变化推断,这篇“杜《序》林注”可能作于明代,此部半页十行本则应归属元代。与“经传句解本”不同,“音注全文本”附有大量旁注,是这一系统的版本特征之一。但关于旁注体例的出现时间、内容来源和演变形式,还未得到细致讨论。有学者提出,“直音傍训句解”是由旁注类经学文献衍生而来,可推断其产生不早于元代。但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刻“音注全文本”亦可见有旁注,说明旁注体例至迟在南宋末年就已出现。而且,它的版式和内容皆有别于元代旁注类文献,应是刊刻时书贾所为。在《句解》域外刻本和衍生著作中,旁注还转化为双行小注形式留存,但多数已佚失。林尧叟的《春秋左传》之学,前人尚未论及,它的基本面相则可由林尧叟的《春秋》观和《左传》观揭示出来。林尧叟对《春秋》的理解,主要继承了陈傅良的“经史并衡”说,认为《春秋》亦经亦史。与宋代《春秋》学主流的重经轻史做法不同,林尧叟对历史特别关注,他不仅在鲁国十二公每一公的元年详细罗列了周王及二十诸侯国的纪年和重要事件,使读者能够对春秋大势获得一个立体、全面的认识,还吸收了陈傅良《春秋后传》的义例体系,强调历史趋势的始末与极端情形的特殊意义,结合世变来阐发大义。关于《左传》的性质,与杜预一样,林尧叟也认为《左传》是传经之作。但与杜氏不同的是,他没有尽尊《左传》,更不再像杜氏那样着力于弥合经传差异。之所以如此,当是受以下因素影响所致:第一,南宋贡举改革,要求《春秋》经义只在三传解经处出题;第二,宋代《春秋》学有“会通三传”之风;第三,陈傅良对《左氏》凡例多有批驳。关于《左传》的解经之法,林尧叟赞成杜预,认为《左传》用义例与史实直接阐发经义;但与此同时,他也吸收了陈傅良关于《左传》通过“以史证例”间接解经的看法。林尧叟对《左传》的诠释,还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理学化倾向,这不仅体现在他经常援用“天理”、“私欲”、“体用”等理学概念,而且体现在他比杜预更多引述《四书》文本来说明《左传》。这一点,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重视《四书》的宋代理学。林氏传注的理学化倾向,其来有自:一方面,当时理学正逐渐主导科场;另一方面,宋代《春秋》学的一大特色就是“与理学相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