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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城市传播视角为背景,选取天安门广场作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参与了基于天安门广场的公共社会互动的新媒体使用者,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所展开的公共书写活动所构建的空间生产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新媒体使用者的社交媒体内容生产与公共空间生产实践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对空间生产、政治认同的分析藉由微观具身认知理论、视觉语法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等展开。本研究实时抓取了2019年1月-12月的天安门广场地点微博数据,通过构造周的抽样方法建构了2周数据作为样本,剔除掉无效的微博内容后,样本共计1155条,其中包含图片的微博有1008条,包含视频的微博147条。研究发现,天安门广场这一实体空间的生产主要由政府/国家进行,在官方的主导和作用下,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经过政府的空间实践,天安门广场这一空间打破了原有的封建格局,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及培育爱国思想和传播社会主义的政治空间。当社会个体以赛博人的身份在天安门广场空间进行亲身体验时,作为不同行动者的个体使用LBSN对这一空间进行视觉建构的过程中,线上天安门广场的视觉空间意义被扩大同时衍生出多个空间,即政治空间、公共休闲空间、身体空间和消费空间。
同时,个体书写的天安门空间文化意义包含两个层面:个体的独白式书写和国家认同式书写。个体独白式的书写以个体的心情、旅游行为和人生感悟等为主,而在国家认同式书写当中,个体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国家认同。为考察独白式书写的的生产动因,本文对30名微博用户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访谈发现,独白式书写的背后也隐含着对天安门这一地点的国家认知、国家依恋和身份认同。他们认为天安门广场是先辈流血牺牲的历史象征。亲身性能够引发他们强烈的国家依恋感,这种积极的感情以骄傲、激动和自豪等为主要基调。此外,天安门广场也强烈地召唤出了他们的民族身份感,即“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受访者也表示,也正是由于亲身性引起的激动情感促使他们记录下地点的景观。抽象的情感借助地点服务媒体依附在那些符号资源上,那些碎片化的符号资源,构成常态化的地点媒体内容。日常的摄影成为国家景观中的一部分,当代年轻群体通过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凝视,两者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再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凝视,他们在位置媒体中所生产的图文及视觉景观转化为理想的国家认同叙事。
整体来看,微博用户是传统政治空间的线上书写者和创新者,同时也建构了以普通个体为主的日常生活实践,他们身在现场并在认同的凝视的作用机制下利用手机进行着临场发挥式的空间书写。在与这一国家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互动过程中,这种关于天安门广场空间的亲身实践书写遵循和采纳了国家制度化进程所构建的框架,他们在这一地点的实践行为和公共书写充斥着“生活的诗意”。
同时,个体书写的天安门空间文化意义包含两个层面:个体的独白式书写和国家认同式书写。个体独白式的书写以个体的心情、旅游行为和人生感悟等为主,而在国家认同式书写当中,个体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国家认同。为考察独白式书写的的生产动因,本文对30名微博用户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访谈发现,独白式书写的背后也隐含着对天安门这一地点的国家认知、国家依恋和身份认同。他们认为天安门广场是先辈流血牺牲的历史象征。亲身性能够引发他们强烈的国家依恋感,这种积极的感情以骄傲、激动和自豪等为主要基调。此外,天安门广场也强烈地召唤出了他们的民族身份感,即“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骄傲”。受访者也表示,也正是由于亲身性引起的激动情感促使他们记录下地点的景观。抽象的情感借助地点服务媒体依附在那些符号资源上,那些碎片化的符号资源,构成常态化的地点媒体内容。日常的摄影成为国家景观中的一部分,当代年轻群体通过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凝视,两者界限开始模糊,他们再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凝视,他们在位置媒体中所生产的图文及视觉景观转化为理想的国家认同叙事。
整体来看,微博用户是传统政治空间的线上书写者和创新者,同时也建构了以普通个体为主的日常生活实践,他们身在现场并在认同的凝视的作用机制下利用手机进行着临场发挥式的空间书写。在与这一国家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互动过程中,这种关于天安门广场空间的亲身实践书写遵循和采纳了国家制度化进程所构建的框架,他们在这一地点的实践行为和公共书写充斥着“生活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