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夏目漱石是中日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人物,虽身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其代表作品《围城》与《我是猫》无论是在主题内涵还是语言修辞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根据比较文学的平行理论,它们是具有可比性的两部优秀讽刺作品。从主体思想来看,它们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若明镜一般如实刻画了所处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知识界的思想及生活状况；同时两部作品也都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揭示了时代文明的危机并且抨击了人性的灰暗。从表现手法来看,钱钟书与夏目漱石都倾向于运用各种巧妙的修辞方法,制造出其不意的幽默效果,以此来反映他们真实深刻的思想内容。《围城》与《我是猫》的艺术表现是独特而巧妙的——用幽默的语言呈现严肃而深刻的主题。如此的表现方式,仿佛让读者在本已熟知的世界里进行了一场似乎会带来全新陌生感受的旅行。因此可以说,《围城》与《我是猫》的主题表现手法与俄国形式主义中的陌生化艺术表现是互相映照的。同时,在比较文本异同之余,本文还采取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着重分析了在这两部作品中,钱钟书与夏目漱石是怎样用不同寻常的手段来进行主题创作的。本文分为以下四个章节：本文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本文论题所提出的背景、研究意义、本文所使用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以及该论文的文献综述。第二和第三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主要从人类生存状态和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两个方面分析研究了《围城》与《我是猫》在主题思想方面的异同以及双方所显现出的陌生化艺术特色。两位作者都怀着对自己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毫不妥协地与当时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做出勇敢的斗争。为了进一步深化主题,钱钟书与夏目漱石运用了独特的创作手法,巧妙地在文中设计多种情节,使用多种修辞手法来打破读者对生活的“自动化”意识,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比如,在文中,他们采用了陌生化“事出有因”的创作手法,把人物和场景设置成一条条“线索”,使之起到串联事件的作用。第三章则分析了小说中运用的表现形式和手法的陌生化。本章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主要分析了体现在文中人物塑造方面的陌生化手段,并根据小说中的人物特点,将其分为“漫画式”人物和“复杂式”人物来行进比较分析。而第二节则主要分析了《围城》与《我是猫》各具特色的创作视角陌生化。其中,《围城》是以一个统筹全局,而又有限多变的角度来进行叙述的。大体来说,叙述者冷眼旁观,游离于小说世界之外。但在小说《我是猫》中,夏目漱石就独辟蹊径,他把叙述整个情节的任务委任于一只寄居在穷教师家的猫儿,利用这只猫的感受来给读者以震惊。因为它可以向我们证明,我们认为自然而然的东西实际上是惯例性的,或者是不合逻辑的。第三节主要探讨了《围城》与《我是猫》精彩的语言外形陌生化。虽然《围城》与《我是猫》的语言风格又不尽相同,各有千秋,但是艺术陌生化的前提就是语言陌生化,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在于语言形式,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其语言风格诙谐幽默,尤其在修辞方面,比喻、夸张、引申等各种手法运用得恰当妙绝,显示出一种“语简言奇,哲理警辟”之美。本文第四章为结论,主要综合分析和总结了前三章的研究结果,并再次指出《围城》与《我是猫》在各个方面的异同之处,以及陌生化表现手法在两部小说中的应用。总体来说,本文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理论指导下,一方面对《围城》与《我是猫》两部小说在主题、创作视角,以及语言等方面所体现的异同之处进行了清晰地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又旨在指出体现在两部作品中的“陌生化”创作技巧。因此,本文对于《围城》与《我是猫》的比较研究,不仅是对中日文学比较的又一次尝试,也是对文学作品“陌生化”表现的再一次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