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田庄经济研究是中古经济史领域的重要课题,对此,史学界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迄今为止,极少有学者从考古学角度对六朝士族田庄经济进行系统的专题考察。本文以墓葬材料作为诠释田庄经济的切入点,分别从东吴西晋、东晋、南朝三个时段,考察长江中、下游地区士族墓葬的形制、随葬品及家族墓葬制的变化,解读其中所蕴含的用庄经济发展特点和地域性特征,揭示田庄经济发展演变趋势。　　 从长江下游东吴西晋时期墓葬形制上看,6米左右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界线,这是士族形成及士族田庄经济发展的结果。大型士族家族墓的出现,标志着士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田庄经济的发展。仓、灶、井、磨、家禽圈等模型明器的随葬较为突出,反映了士族田庄经济的发展及其自给自足的历史特征。进入东晋时期,虽然6米的士庶界线不复存在,但通过门槽设置情况,可以区分出高门士族代表的墓葬。家族墓之间的区分,格外强调了士族的家门利益,这折射了士族发展的极盛状况。同时,随葬品中贵族生活用品取代模型明器,也是士族田庄发展的要求和结果。至南朝,士族墓葬规模减小,不存在等级界线,家族墓也急剧减少,随葬品中贵族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趋于简陋,显示出士族及其田庄经济的衰落。　　 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东吴西晋时期墓葬中6米左右的规模界线基本存在,但却不是士庶分离的表现,而是本地一批东吴军事重臣集团带给当地墓葬制度的影响。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当地士族田庄经济的发展水平有限。家族墓的数量很少显示出大姓豪强及其田庄经济发展缓慢。随葬品中的青瓷院落模型、金属兵器和大量武士俑,显示出本地田庄经济所带有的强烈的军事色彩。至东晋时期,墓葬规模趋小,随葬品减少,没有发现可以确定的家族墓,反映了士族及其田庄势力欠发达。到了南朝时期,墓葬规模扩大,随葬品整体数量上升,贵族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有所增加,家族墓的数量也有较明显的增加。这些现象表明,中游士族政治、经济地位抬升,田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谷仓作为储藏粮食的工具,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折射出田庄经济发展的情况。本文以出土谷仓模型为线索,通过考察长江中游和下游的核心区——湖北和江东地区随葬谷仓的出土情况,比较两地在六朝时期田庄经济发展的不同轨迹,揭示出影响两地田庄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　　 处于长江中下游中间的江西地区,东吴西晋墓葬中不存在明显的等级界线,模型明器及家族墓较少,说明江西大姓豪族整体社会地位较低,士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形成。至东晋时期,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均有整体下降的趋势,也没有出现能够确定的家族墓,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至南朝时期,墓葬规模增大,随葬品增加,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上升的趋势,折射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家族墓数量仍很少,表明包括士族在内的豪强大族及其田庄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限。　　 通过跨区域的历时性考察,可以看出,随着士族阶层的发展变化,士族田庄经济经历了不同的空间发展轨迹。下游地区士族田庄经济呈现出不断发展而臻于极盛、然后衰落的发展曲线；中游和江西地区士族田庄经济则呈现出缓慢发展而后较快上升的运动趋势。随葬品的复杂变化,显示出士族田庄经济封闭性、军事性渐趋削弱而文化性、经济性日益强化的演变趋势。这种田庄经济形态特征的变化与士族文化特性的增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