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乡村的社会关系是一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有机体，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区域特征。在这个区域里国家官僚与地方社会力量合作共治，形成半正式行政的治理形式。随着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要求，国家输入大量资源扶持乡村发展，并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就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现状来看，“新乡贤”群体重新被纳入到乡村治理的版图中，成为多元参与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是现阶段对新乡贤的界定引发本文的思考。一方面相较于传统乡贤，新乡贤其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不仅没有没有年龄、资历、功名限制，而且范围宽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管理和科技等各方面精英；“新乡贤”作为现代化语境下“乡贤”的新表述，多于体制内外养成，凭借自身的功能性优势来满足乡村治理的现实性需求。另一方面，当前的新乡贤多数是指由地方政府推动并颁布相关证书，授权参与地方的治理活动。那些没有被授权却活跃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角色群体该如何界定?
　　因此，本文借用杜赞奇“经纪机制”的概念，结合在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的田野观察，以“新经纪人”来描述当前参与乡村治理的新乡贤角色。通过“新经纪人”参与乡村治理实践的案例发现，在“三治融合”的背景下新乡贤群体逐渐由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精英扩大为“归乡乡贤”、“城归乡贤”与“下乡乡贤”，并在村规民约的制定、乡村重大事务的议事听证、民意反馈、引进项目、乡土改造、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本文以“行动——取向”的分析思路从构成主体、权威来源、参与途径、治理成效四个方面试图分析“新经纪人”与“传统经纪人”、“体代理人”之间的显著差别，并解释论证参与国家与社会交汇地带的乡村治理的多种类型角色群体性质属于“新经纪人”。
　　其次，本文试图从体制身份上解读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其他参与群体并针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着来源不足、合法性地位缺失、参与效果受限于村两委的困境提出实现多元参与下“三治融合”的建议和对策。这也突显出“新经纪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经纪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