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外资参股促进股权相互制衡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是中国银行业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有47家中资商业银行引进了外资股东,包括28家上市商业银行。然而,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润仅为19392亿元,同比下降了2.5%,不良贷款率却高达1.86%,直逼2%的国际风险警戒线。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的双重下降,说明中资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并未随着外资参股而得到改善。由此中资商业银行的境外引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那么,引进外资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境外引资比例不同,是否会对中资银行的风险承担产生不同影响?此外,股权相互制衡的程度是衡量公司股权结构特征的重要变量。中资银行股权制衡度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会因境外引资而发生变化?同时,不同种类的控股股东通过政治干预、高官选聘、融资制约等方面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那么,股权类型在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中发挥着怎样的调节作用?各股东之间制衡程度越高,公司股权相对而言更加多元分散,其集中的程度就越低。那么,中资银行股权集中度会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均是中资银行境外引资促进股权相互制衡以降低风险承担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然而,目前缺乏相关方面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思路:首先,将中资银行分为“未引入外资组”与“引入外资组”,实证检验外资参股对中资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其次,将“引入外资组”进一步细分为“境外引资比例小于或等于20%组”和“境外引资比例大于20%组”,实证检验境外引资比例不同对中资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异质性;再次,实证检验中资银行股权制衡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该影响在“引入外资组”与“未引入外资组”中存在的差异以及股权种类在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最后,用股权集中度替换股权制衡度,实证检验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该影响在“引入外资组”与“未引入外资组”中存在的差异,以及股权种类在这些影响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方法:本文综合运用了归纳、演绎以及实证检验三种方法。首先,系统梳理了境外引资、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等方面的文献,归纳出相关方面的最新研究动态;其次,依据战略管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金融脆弱性理论,演绎出本文需要验证的相关假设;再次,选取2012年至2020年78家中国商业银行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境外引资、股权制衡度与中资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地,用股权集中度替换股权制衡度,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最后,归纳演绎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结论:（1）相较未引入外资的中资银行,境外引资银行的风险承担显著降低;（2）境外引资比例与中资银行的风险承担呈负相关关系,若境外引资比例在20%以内,该影响显著负相关;（3）中国商业银行的股权制衡度与风险承担呈负相关关系,且在引入外资的商业银行中,该影响显著负相关;（4）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时,可显著加强股权制衡度与风险承担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积极鼓励境外引资;（2）适度提高中资银行境外引资的比例且不超过20%;（3）提高股权制衡度,促进股权多元分散,避免“一股独大”;（4）完善股权结构,适度引入国有股权。本文创新:（1）研究视角新颖,目前文献局限于境外引资与银行风险承担或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等两两关系的研究,本文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使研究结论更具系统性;（2）研究样本代表性强,目前文献样本数据局限于上市商业银行,本文手工收集了37家非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将样本总量拓展到78家商业银行,使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3）研究内容方面,目前文献缺乏对银行特质以及股东类型的分类研究,本文基于是否引入外资、境外引资比例以及股权类型分类检验了境外引资、股权制衡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使提出的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