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不仅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发展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中国历史也成为一个新的兴趣点。其中对基于历史基础上的战略文化研究就是一个热点。这是本文选题的背景。　　在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采取“经典文本的战略导向归纳—→决策者的战略取向归纳—→王朝战略行为分析”的实证模式;在案例选择时偏好于明代或宋代;在文本分析中偏向《武经七书》或帝王实录、诸子文本等。虽然这些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有一致之处,但因为选择的分析文本不同而结论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影响了类似研究的说服力。　　本文在方法上采取不同的路径,用“王朝战略行为的分析—→决策者的战略取向归纳—→文化本源(或相关经典文本)的大战略导向归纳”三个步骤探讨中国文化与中国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即:以二十四史等正统史书为主要分析文本对象,兼顾帝王实录、廷臣奏议,以及与战略决策直接相关的文本(如《新语》、《新书》、《盐铁论》等),在此基础上,首先考察八个汉族统一王朝(包括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北宋与明代)在强盛时期的大战略行为的总体特性。第二步,分析王朝决策者大战略取向的特点,发现其一致特征。第三步,通过决策者战略取向的文化来源,考察文化本源(即相关经典文本)的大战略导向特征及是否存在主导性文化形态。　　本文发现,在大战略行为方面,相关王朝强盛时期的大战略行为具有一致性,在总体上以和解性战略为主,虽然也不乏积极性与扩张性战略。　　在决策者的大战略取向方面,各王朝表现出了王道与霸道两种政治,而以王道政治为主,并且决策者的大战略取向所依据的文化本源指向了儒、法、道三个流派。　　在文化本源的大战略导向方面,儒家与老子推崇王道、良治,主张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以国内安定与繁荣为目标,反对武力以及统治者的贪婪诉求,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色彩。故而,可以将儒家和道家视为同一种王道型战略文化。相反,法家代表霸道型战略文化,对内主张高压政策,对外青睐扩张与征服。总起来看,前者属于主流,后者居于末流。　　综上,中国战略文化是以王道为主的和平文化;而相关王朝在强盛时期的大战略实践也是以和解战略为主的。这两个方面(即文化与行为总体特征)的一致性表明,战略文化确实对行为发挥了重要约束作用,现实主义并不能全部解释中国的大战略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对战略行为是有着重要约束作用的,尽管这种作用不是机械的、高度决定性的。文化视角对国际关系的解释,即使不能完全替代现实主义视角,但至少并不逊色。从政策启示上说,中国政府在较长时间内,仍然要理性地做休养生聚的努力,以和平的手段推进中国的发展。其他国家也应该以平和、积极的心态对待中国崛起,与中国共同营造一种合作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