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我国公司债起步于2007年,由证监会核准发行。近十年,我国公司债市场发展迅猛,2010年我国公司债发行数量只有90只,到2020年9月末,我国未到期公司债总数为8512只,待偿余额超过9.5万亿元。公司债的迅猛发展对公司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9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不仅加强了投资者对市场不确定性的预期,还影响了投资者的风险感知和投资偏好。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冲击较大,在严格管控措施下,停产停业不仅对实体经济影响巨大,同时这种影响也传导到了金融市场,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因此,这次疫情已经不能仅仅定义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实际应用方面,这次疫情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变量。金融危机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是直接的,恶劣的流动性环境和高度不确定性直接对公司债的风险溢价提出更高的要求。与金融危机对公司债的影响不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机制更加复杂,一方面它与金融危机类似,流动性和投资风险偏好的恶化直接反映在信用利差中,另一方面,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会传导到相应的金融资产中。本研究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进一步研究公司债的定价问题,试图阐明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具体来说,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是试图阐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债信用利差的传导路径;二是试图刻画各类风险因素在本次疫情前后对信用利差解释能力的变化。本研究将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首先,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包含流动性冲击的结构化定价模型,把股票市场流动性冲击和债券市场流动性冲击纳入传统的结构化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信用利差造成冲击的传导路径。模型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主要通过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冲击、股票流动性冲击、债券流动性冲击等三个途径对公司债信用利差造成影响。为了验证上述模型及其推论,本研究利用2020-01～2020-09期间的交易所公司债及其对应股票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前文提出的三个传导路径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了行业固定效应以及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flights-to-safety”效应后,上述传导路径均得到Bootstrap检验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能够通过公司盈利能力以及股票市场流动性对公司债的信用利差造成影响,而对于债券市场流动性,则只能通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flights-to-safety”效应发挥作用,即“新冠肺炎疫情→股票市场流动性→债券市场流动性→信用利差”路径。为了考察疫情爆发后公司债定价的特点,本研究进一步利用2018-01～2019-12期间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实证结果发现,上述模型和传导路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述途径对信用利差的解释力度达38.7%。同时发现,流动性冲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更大,而盈利能力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流动性冲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公司债定价起到更大影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刚性兑付”预期的存在,导致违约风险溢价在公司债定价中的影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