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本以“番地无主论”为由出兵侵台，不仅是中日两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的表面冲突，从深层看，亦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中日双方，因应国际环境变化，重新构建各自的领土观和国际体系的一次考验;是日本片面利用近代国际法这一新型工具，侵略中国的开端。从发端、发展、结局到后续影响，台湾事件始终与近代国际法密切相连。当前，学界对于该事件的史实性研究和外交史层面成果较为丰硕，但从国际法层面进行考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有较大空间。本文从国际法角度对该事件进行再研究，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其在常规视角下难以展露的一些面相，并借助史学与法学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来厘清事件当中与国际法相关部分的是非曲直。　　本文按照中日围绕台湾“番地”主权的斗争中涉及的三方面国际法问题——19世纪后半期国际法在中日两国间不同的传播情况，对其各自“领土观”和“国际秩序观”的影响;1870年代的近代国际法规则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实际地位，及其适用性的限制;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和19世纪后半期《万国公法》中的“主权”标准，对中国享有台湾“番地”主权的支持——对1874年日本侵台的核心依据“番地无主论”之正当与否，进行了史实和法理两方面地考察与评估。在此基础上，对1874年台湾事件的根本性质和台湾“番地”的实际主权归属，作出更为接近历史本相的判断。　　藉助史实与法理的综合分析，本文初步得出如下结论:1、19世纪70年代中国对台湾“番地”的领有，不仅在传统语境内具备合法性，即使按明治政府采纳的近代国际法理论看，也基本符合“主权所及”的标准，台湾全岛属中国这一事实不容置喙;“番地无主论”无论在事实还是法理层面上，都不能成立。日本以近代国际法为工具，试图来挑战中国领有台湾的事实，及其所制造的台湾事件之性质，归根结底是侵略性的。2、台湾事件的结果，从国际法层面给中日两国带来了深远影响。中国在该事件后，明确了对台湾全岛享有的国际法意义上的完全主权，治台理念随之进步，运用国际法的意识与技能亦得到了增强。日本藉此事件，虽然片面解决了琉球归属问题，亦被迫以条约形式承认了中国对台湾全岛的主权;但由于日本侵台之心不死，台湾事件为20年后《马关条约》中的“割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