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音乐是唐代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是外来音乐亦即胡乐，与本土音乐交融的关键时期。经历安史之乱，胡乐在唐王朝的发展日益扩大，而华音则呈逐渐衰落之势。音乐发展形势与当时藩镇割据的政治形态恰相呼应，势必引起士人的忧虑与紧张，进而对这种形势作出反应。其中，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张籍、王建、张祜等人积极表达自己的音乐态度，并逐渐渗透进诗歌的写作中，在当时具有典型性并形成一定影响。其他如杜佑、高郢、裴度、梁肃、李程、周存诸人也积极参与了音乐讨论。这些士人关于华音与胡乐的讨论，使得这一时期的音乐具有反映中唐政治、文化的特殊意义。本文围绕华音与胡乐这一中心问题，以中唐士人对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态度作为研究对象，来关照中唐士人的思想与文学，也借此角度窥探安史之乱后士人对社会的反思与重建。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分析中唐音乐的发展背景。就胡乐来说，胡乐在初盛唐时期就开始兴盛，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宫廷。安史之乱后，胡乐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地方和民间，对军乐也有所影响；就华音而言，雅乐受安史之乱的冲击巨大，重要的发展因素被瓦解。虽然肃宗、文宗朝采取了一系列恢复雅乐的措施，但成效不大，在贞元、元和之际，也出现了相应努力，试图恢复礼乐的权威性。
　　第二章探讨中唐士人对胡乐的矛盾态度。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少士人表达出强烈的反胡观念。其中，元白二人在新乐府诗歌中的反胡之声最具代表性，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正是中唐政治形势的严峻化，促使士人音乐文化心理发生转变，华音本位的思想得到强化，胡乐成为被排斥的对象。但抛开政治立场与士人身份，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自觉的流露出对胡乐的喜爱之情。这一矛盾的音乐态度实际是士人音乐思想在不同层次多元反映。琵琶作为典型的胡乐乐器，士人对它的态度有一定代表性。
　　第三章分析中唐士人对传统音乐的态度及文学表达。面对日益衰败的传统音乐，中唐士人试图通过音乐复古的方式，来重新构建华音发展的体系。首先是对礼乐的重建，白居易、柳宗元二人能够自觉站在国家立场，完成“正礼作乐”的礼乐构想与实践。其次是乐府观念的复与变。张籍、王建主张学习汉乐府民歌传统，属于复古层面。而元白的新乐府观念主张诗乐结合，属于对乐府观念的更新。最后，以中唐士人对琴乐的大力提倡作为个案，可见士人对雅正的音乐追求。
　　第四章探讨中唐士人对流行音乐的文学实践。中唐时期胡、俗二乐相互交融，社会享乐之风盛行，音乐呈娱乐化发展趋势。基于这种音乐风气的漫衍，燕乐快速的发展，主要集于江南、四川两地。相应的白居易、刘禹锡对文人词创作积极尝试。同时，一些文人另辟蹊径，化俗为雅。其中，刘禹锡的《竹枝词》是对巴楚民歌的借鉴与改造，张祜诗歌中也包含着谣曲风俗的书写。他们对民间俗乐的文人化书写，使民间俗乐被更多人接受、传播。
　　中唐士人对音乐问题的思考与反思，关涉到古代的音乐观、文学观、文化观，也能说明其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