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通过城市就业来到城市工作生活,就业稳定性是该群体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基础。本文对成都市金牛区农民工微观层面的就业稳定性即职业稳定性以及市民化现状进行问卷调查,根据所取得的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与市民化状况,并探讨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对市民化的影响。首先,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资料的研究,将就业任期作为就业稳定性的衡量指标,市民化的测量指标通过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心理层面这五个维度来衡量。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成都市金牛区农民工就业任期较短,流动性较大,就业状况不稳定。市民化五个维度的发展不平衡,表现在基础的物质维度即经济层面的市民化以及基础的非物质维度即文化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较高,而政治层面、社会层面以及心理层面这些较高层级的市民化维度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并未呈现较好的市民化水平。其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就业稳定性对市民化的影响,得出相关的结论。第一,在传统特征变量的影响上,文化教育水平与职业培训状况表现出对市民化的重要影响作用,其对市民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因此,可以制定提升文化教育水平与促进职业培训参与的相关政策,对市民化进程的推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在就业稳定性变量上,就业任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就业任期对市民化的五个维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证明了通过开发合理的提高就业稳定性的公共政策建议,能够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第三,观察就业稳定性对市民化各维度的影响程度,发现就业任期在各维度上的影响程度不同,社会层面以及心理层面这两个较高层次的的市民化水平,不管在显著性或系数的影响程度上,都比经济层面、文化层面以及政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低。经过剖析,产生影响差异化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低质量上。由于二元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低下以及社会组织的支持不完善,农民工大多处于较低的职业层级,使得就业稳定性呈现较低水平的稳定性状况,这种为了生存而不得已在低层次职位上就业的被动选择,使得农民工在更高层级的社会融合以及市民化的心理层面形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有效的公共政策应从制度、农民工自身以及公共组织的支持三个方面进行,促进就业稳定性“质”的提升,深化市民化水平的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后,结合所得的结论,根据金牛区的实际情况,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方面得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微观层面从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文化素养来促进就业稳定性“质”的提升；中观层面,通过构建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为主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全力维护农民工高层次的就业稳定性,并进一步推动社会融入层面以及心理意愿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宏观层面通过建立统一的就业准入制度,完善就业服务机制与就业环境。建立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营造农民工社会融合环境,形成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确保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稳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