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可以反映居民之间真实的福利差异。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数据,对耐用品消费不平等进行了度量和出生组分解,探讨了耐用品消费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并与收入不平等进行了比较；同时,本文利用2002-2009年广东省城镇住户调查(UHS)数据,从消费内部结构视角对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的根源进行了细致追溯；最后,本文验证了社会保险机制对缓解消费不平等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的研究发现有：第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耐用品消费不平等一直大于收入不平等,但耐用消费不平等不断下降而收入不平等却日益上升。这主要与耐用品的“耐用性”、“家庭内部公共物品”和购买决策等特点有关,家庭拥有的耐用品存量达到目标数量时,一般不会轻易调整耐用品规模。此外,高收入群体首先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耐用品的消费总是先于低收入群体且经过了多次升级,而低收入群体的耐用品更多是第一次购买,这均造成了多年来我国家庭耐用品消费不平等很长时间内都维持在高位。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耐用品呈现显著“集中”购买的现象,耐用品大规模结构升级大大提高了消费不平等,但随着家庭日常耐用消费品的逐渐饱和,2000年开始耐用消费品不平等指标呈下降趋势,而收入不平等却日益上升。第二,收入不平等和耐用品消费不平等的出生组规律存在显著区别。各出生组的收入不平等和耐用品消费不平等均呈倒U型趋势,70年代出生组具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和更低的消费不平等。年龄效应对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两种不平等的老龄化效应仍不显著。预期到的永久性冲击是消费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而预期到的永久性冲击可能与收入不平等和其它家庭人口特征相关性较大。第三,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不平等的出生组规律存在显著区别。非耐用品的购买和消费是连续的,消费不平等曲线较为曲折,有多个高峰且高峰时间不确定；而耐用品的购买决策则更趋于离散,消费不平等曲线呈现出唯一的高峰且高峰时间具有规律性。越年轻的出生组耐用品消费差距出现的时间越早,如70年代出生的人群在30岁左右时消费差距最大,而50年代出生组则为45岁,说明不同出生组的消费时间和消费方式不同,年轻的更倾向于提前消费,较早出现了消费差距的高峰。第四,无论是分时期还是分城乡,收入不平等都是耐用品消费不平等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改革深化期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作用显著高于改革初期；两个时期农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都更为明显,这说明旨在激活农村耐用品消费市场的家电下乡政策能有效降低我国耐用品消费和总消费不平等。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耐用品消费具有一定的“习惯形成”特征,这可能是由于当前城乡居民的非日常耐用品远未饱和,其结构升级和更新换代前景乐观。不同于非耐用消费品不平等,除家庭规模外,消费者的家庭特征对耐用品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非常小且基本都不显著。第五,本文稳健性检验印证了耐用品的习惯形成效应远低于非耐用品；收入不平等既是耐用品消费不平等变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总消费不平等扩大的决定因素；提高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降低收入冲击风险是刺激耐用品消费和降低消费不平等的关键。第六,本文发现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一直低于收入不平等；并从消费支出内部结构视角深入分解了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发现食品支出的不平等最低,其中蔬菜消费不平等大于肉食消费不平等；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不平等最高,相对于义务教育开支,高中及高等教育开支表现出更大的不平等。第七,本文论证了消费不平等是未预期到收入冲击的方差与未经保险收入冲击的方差之和；利用工具变量法,分部门、分收入组、分出生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机制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广泛覆盖对缩小消费不平等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其中医疗保险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促进效果尤为明显,但过高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可能会抑制居民总体消费。降低居民间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是改善民生和增进福利的重要途径,但消费不平等更能说明真实的福利差距。特别在当前我国收入不平等位居高位和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形势下,消费不平等不仅仅是公平问题,还是效率问题。消费不平等作为福利差距和经济效率的衡量指标之一应得到更多关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宽和开发消费领域,我们应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继续实施下一轮消费刺激政策,应侧重非日常耐用消费品、节能消费和服务消费等领域；优化收入分配政策,提高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各收入阶层的福利差异,引导消费市场由政策刺激驱动型逐渐变为自主增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