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作家的创作转向中，余华转向的成功颇为引人注目。由“先锋写作”转向“民间写作”，余华在他转向后的小说中既保留着许多先锋时期的西方现代文化精神，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从而使他的“民间小说”体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文化内涵。本文拟从余华“民间小说”中生命意识、死亡意识、人性观念、父亲形象等四个方面具体剖析这种深层的文化内涵。 余华的“民间小说”中，一方面着力表现生命的荒诞和痛苦，另一方面又融入传统文化“贵生”、“重生”的生命意识，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活着”。然而传统文化的生命意识未必能让人挣脱人生的荒谬与痛苦，在为生物性生存的挣扎中表现出生命的韧性也未必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小说中死亡的无处不在集中体现了存在主义“由死观生”的死亡意识，但小说中人物对死亡的回避与超越同时又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死亡意识。这种名为“超越”实为“回避”的传统文化精神，使中国人将死亡合理化，从而对死亡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与轻松。在人性观念上，余华在“民间小说”中立足探究人性深层所蕴含的罪恶与缺损，将“人性之恶”作为一种生活的凡态常景来描写。同时他又融入传统文化以人伦道德为核心的“性善”观念，以性善作为人类发展的可能方向。然而传统道德人伦的人性未必能令人性重新焕发光彩。从前期“反抗父法”到后期“重建父法”，余华“民间小说”中父亲形象的重新确立意味着对传统的重新认识，父亲形象既具有传统的精神和意义，同时又颇具现代性特征。值得怀疑的是，这种融传统与现代精神于一身的父亲形象，是否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之父? 余华的“民间小说”融合了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文化精神，其可读性比起他的先锋小说来的确有所增强，但余华似乎丧失了那种对现实的愤怒和对未来的想象，以一种名曰“高尚”的姿态与现实握手言欢。在读者和众多评论者为余华鼓掌叫好之际，本文所探讨的文化意义也许是余华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