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融资约束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为了完善金融市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仍不完善,资本市场融资约束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就中国而言,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抑制,而且还存在基于所有制性质的信贷歧视。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深化,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越来越高,进口中间产品已成为中国进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进口国而言,中间品是技术提升和产品质量提高的重要途径,对企业最终产出和获利的影响非常显著。因此,发展进口中间品贸易成为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然而,现实中却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那些本可进口的企业会因为融资约束而无法进口中间品,尤其是先进和高质量的中间品。本文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融资约束是否会影响企业进口中间品?融资约束是否会对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企业加成率及出口国内附加值等企业出口绩效指标造成不良的影响?中间品进口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本文将基于这些问题展开相应研究,这对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和开放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融资约束为基本出发点,结合中间品进口,讨论两者对中国企业出口绩效（出口产品质量、成本加成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总体思路是,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研究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并提炼出亟待验证的三个命题;然后根据前述理论模型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对融资约束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结合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及未来研究可拓展的方向。因此,本本文研究的内容除了导论和结论外还包括六章,具体安排如下:导论部分首先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安排进行说明,最后指出本文的创新和不足。第一章是文献综述。通过对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本章主要从融资约束相关研究、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绩效相关研究以及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绩效相关研究三个方面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最后在对文献归纳的基础上进行简要的总结和述评。第二章是理论分析。本章在对融资约束理论基础以及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绩效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在质量内生模型中纳入融资约束和中间品进口从而对模型加以进一步拓展分析,以此研究融资约束和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绩效三个指标出口产品质量、成本加成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最终提出了本文待检验的三个实证命题。第三章是现状描述。本章主要通过在对中国企业融资约束以及中间品进口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为后文实证研究提供相应的现实依据。针对中国企业融资约束现状的分析主要从企业融资环境、企业融资特征以及企业融资约束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展开;针对中间品进口现状的分析则从中间品进口贸易统计、中间品进口贸易结构以及中间品进口来源国别三个方面展开。第四章是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基于理论分析的结论,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库的匹配数据对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除了直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外,还会通过中间品进口间接影响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第五章是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旨在通过实证研究验证融资约束对企业成本加成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合现有文献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首先验证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成本加成的直接影响效应。随后借鉴蔡海亚和徐盈之（2017）对中介效应的分析,我们分别验证了融资约束对中间品进口的影响、中间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从而验证融资约束是否通过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的成本加成本。第六章是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结合文献综述和理论机制分析,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以验证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直接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并进一步验证融资约束通过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间接效应。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对策建议。通过对全文进行归纳,概述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以及结合中国经济现实的对策建议,并指出了本文选题未来可以拓展的方向。通过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结果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小,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效率、广告效率和利润率越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和中间品进口额越高,企业规模和年龄越大、企业面临的中间品进口关税越小,企业的中间品进口额越高;对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会抑制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所以,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贴时,应考虑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有针对性地进行补贴,比如着重补贴内资企业中的私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对于西部地区企业,政府补贴会降低其出口产品质量。但是结合中国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目标,对于西部地区的政府补贴仍然不能松弛;无论是总样本回归,还是分企业所有制回归,抑或是分企业所在经济区域回归,结果都表明,中间品进口都是对企业融资和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有正向促进效应,企业融资约束越小,企业的中间品进口越多,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融资约束对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最大,对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最小,而且私营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中介效应最大,国有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中介效应最小;融资约束对西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最大,对中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最小,而且西部地区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中介效应最大,中部地区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中介效应最小;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最大,对其他贸易方式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最小,而且加工贸易方式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中介效应最大,其他贸易方式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中介效应最小。第二,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影响的结果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企业更能够通过融资实现成本加成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和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的年龄越大,企业的成本加成也越高,企业进口的中间品越多、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越高,企业的成本加成越低;企业的中间品进口对以企业实收资本增加额比重和企业利息支出比重衡量的融资约束和企业成本加成之间的关系有负向中介效应,企业的中间品进口对以企业应收账款的比重衡量的融资约束和企业成本加成之间的关系有正向中介效应;较小的融资约束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要远高于其对外资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较小的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最小,对私营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最大,国有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小,私营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大;较小的融资约束对西部地区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地区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次之,对东部地区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最小,东部地区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次之,西部地区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大;较小的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最大,对其他贸易方式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次之,对一般贸易方式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最小,一般贸易方式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小,其他贸易方式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次之,加工贸易方式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大。第三,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的结果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越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和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的规模和年龄越大,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也越高,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越高,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越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的中间品进口额越高,反而会抑制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即企业的中间品进口对融资约束和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之间的关系有负向中介效应;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较小的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附加值的促进作用最小,对私营企业附加值的促进作用最大,较小的融资约束对西部地区企业附加值的促进作用要远高于其对东部地区企业附加值的促进作用;中间品进口对企业融资约束和附加值之间关系的负向中介效应也具有异质性:国有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大,私营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小,东部地区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大,中部地区企业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小;较小的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方式附加值的促进作用要远高于其对一般贸易方式和其他贸易方式附加值的促进作用。此外,加工贸易方式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大,其他贸易方式的中间品进口的负向中介效应最小。与现有研究相比较,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以下两个:第一,研究视角方面,本文把融资约束与中间品进口结合起来,为研究企业出口绩效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有关文献的回顾梳理,本文发现已有研究多半将融资约束和中间品进口两类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变量分别考虑,学者们或者只考虑中间品进口,或者只考虑融资约束,鲜有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全面解释融资约束与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绩效（出口产品质量、成本加成和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的文献。针对这一缺憾,本文在Antoniades（2015）和Hallak＆Sivadasan（2009）内生质量模型基础上通过将融资约束和中间品进口引入模型,建立一个扩展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本文系统对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出口绩效以及中间品进口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等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加以经验佐证,形成了一个关于企业出口绩效的金融与贸易因素综合视野的新的研究。第二,理论建模方面,本文在质量内生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分析为全文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已有文献资料中目前尚无模型用来刻画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绩效（出口产品质量、成本加成、出口国内附加值）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进行了一定的拓展研究。本文首先选择Antoniades（2015）的内生质量选择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通过先后纳入中间品进口和融资约束,并将模型由封闭扩展到开放情形,分别推导出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以及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对成本加成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将Hallak＆Sivadasan（2009）的内生质量决定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并在De Loecker＆Warzynski（2012）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在模型中引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对模型加以拓展研究,构建了一个探究融资约束、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理论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