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正式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任何事情凡是涉及到儿童的必须以儿童权利为重。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在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再是“家事”,它的内容以及操作关乎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完善的未成年人遗嘱监护制度,其内容的完善程度以及科学性是否符合本国的国情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关系到未成年人自身的身心健康,而且也影响着社会甚至是国家的发展和未来。自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来,在二十五年中,我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法制建设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的遗嘱监护问题在现实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从我国民法中的相关制度规定来看,我国未成年人遗嘱监护制度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关于未成年人遗嘱监护制度在立法上仅有寥寥几条原则性规定,内容过于宽泛,且没有规范的针对性规定。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目前的遗嘱监护制度的立法现状在现实中显然不能很好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我国的遗嘱监护制度并没有切实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不仅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影响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未成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且处在身心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得到立法足够的重视,而且要得到国家、社会更多地关怀与帮助。因此,我国不仅要在立法上建立和健全未成年人遗嘱监护制度,而且要明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宗旨,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间建立三位一体的未成年人遗嘱监护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