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短篇志怪小说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亦是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的中国典籍之一。《聊斋志异》是由蒲松龄在其所搜集的民间传说轶事的基础上整编而成,涉猎范围广,文学价值高,许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然而目前,在叙事学领域,还没有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叙事学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诞生在法国。二十世纪末,部分学者尝试将叙事学的概念引入翻译批评领域,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与进展。本论文选取聊斋志异中的公案小说为例,主要以翟理斯(1916)、黄友义等人(2007)的译本为载体,同时涉及杨宪益(1981)、梅丹理和梅维恒(2001),以及宋德利(2008)的译本中的个别译例,尝试从叙事学的角度来探讨聊斋志异的这几个英语译本的特征。具体来说,是从叙事学中引入叙事类型,叙事视角,话语模式以及非叙事性话语四个概念然后以这四个概念为出发点,将原文中涉及到的相关叙事特征在几个不同译文中进行分析、比较和对照,从中判断译文是否体现原文的叙事特征,其叙事效果与原文有何差异,以及导致译文中出现背离原文现象的原因。通过对各个译文分析对比,论文发现目前译者大多对原文的叙事特征重视不够,各个译本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叙事效果上的损失。其中,黄友义的译文在话语模式以及叙事视角上与原文大体保持一致,而在叙事类型和非叙事性话语上则存在一定的偏离,减弱了原文的叙事效果；翟里斯译本在叙事角度上与原文的背离主要体现在话语模式与非叙事性话语上。整体来看,黄友义的译本与原文的叙事效果较为一致,而翟里斯的译文对原文的叙事特征改动较大,原文叙事效果在译文中的再现受到严重影响。相比较而言,涉及公案小说篇幅很少的杨宪益,梅丹理和梅维恒以及宋德利的译本都比较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叙事效果。而在讨论中国的典籍到底应该由谁来译的问题上,中国学者有传统的中国文化作为积淀,在对原文的理解上可能存在先天优势；汉学家的译入语为母语,在译文的表达上更接近目标读者。单就叙事而言,中国学者有时亦会顾此失彼,导致表达背离初衷；而汉学家若怀着严谨的态度,在对原文叙事特征的感知上并不一定比中国学者差。然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理解和表达必须都要兼顾,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