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和谈在传统的“零和思维”及其路径依赖下已陷入“以暴制暴”的安全困境,并成为全球治理的难题之一,但也是考验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全球影响力的“试金石”。本论文以巴以和谈为研究对象,在全球治理的理论视阈下从国际组织、主权国家两个层面来考察联合国、美欧、俄罗斯及中国等国际社会多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尤其致力于巴以冲突难题治理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比较了联合国的受制型促谈模式、美欧的主导型促谈模式、俄罗斯的务实型促谈模式等在政策立场、机制建设和项目运作方面之异同、评估了这三类促谈模式对巴以和谈进程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旨在彰显中国促谈模式之于国际社会合力促谈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并分析其在政策、制度与路径等方面的独特贡献,进而对进一步建设性地推动巴以和谈进程提出了对策建言,由此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逻辑关系。联合国受制型促谈模式是因为尽管关于巴以和谈进程出台了一系列决议、方案、政策,但因联合国促谈执行机制与决策力受制于美国的掣肘而实效低下、倍受牵制。美欧主导型促谈模式发挥的影响力不尽相同,欧盟倡导经济合作及提供援助,美国在立场、执行上对以色列的支持和援助明显具有倾向性。俄罗斯务实型促谈模式具有务实与灵活的“平衡器”特色,三类各自都对巴以和谈进程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却难以根治巴以冲突顽疾。因此,一个在政策理念、机制建设、行动方式上均有所创新与突破的全新促和模式的运用迫在眉睫。通过横向对比与纵向梳理,本文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安全经济人文并举的中东和解新模式,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中国贡献”尤为独特且意义深远。中国建设型促谈模式的内涵包括政治上坚持“劝和促谈”、经济上坚持“援助合作”、人文上坚持“民心相通”,以及坚持“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促谈新路径。这不仅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也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抓手,更为中国参与治理全球难题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