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清代司法审断依据的讨论一直是学界热点,依法审判说与情理说始终难以说服彼此,但对于州县官来说,当百姓因鼠牙雀角等事控诉到县衙,是依法审判,还是依情理审判,并不是其首先要考虑的,如何快速解决百姓纠纷,不再迭为渎控才最为重要。倪望重二度作为诸暨县官,其所记载的判牍《诸暨谕民纪要》,旨在改变暨俗好讼之风,其中留下大量细故案件,尤以田土案件为甚。田土是百姓的重要财产,一旦田土纠纷控诉到县衙,无论是山场,还是田地,抑或是公田,原（被）告多为强行混争,不顾具体事实,希图蒙混县官。在面对诸暨百姓罔顾事实,强行混争的情况下,倪望重并没有消极怠之,轻信两造,而是通过躬行勘踏、核质契中等方法查明案件事实,对于部分案件难以据前述方法查明,便会考虑到诸暨风俗习惯,还会根据目前的事实情况进行推演,以图还原事实。倪望重通过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据不同事实进行判决,首先从依法审断角度来看,当案件不涉及严重的惩罚时,会依法审断,一旦案件涉及严重惩罚,其往往都会“违法而断”,即非完全依法而断;其次从权益归属角度来看,一是根据查明的涉争事实来明确两造产权的归属,即从原而断,使两造无疑议,以断两造迭为渎控,二是案件涉及钱财时,会考虑到两造的“地位”,一般会命令强势一方,给予或免去弱势一方一定的钱财,以达快速解决纠纷目的。在面对繁多的细故案件,倪望重没有一味压制诉讼,而是通过“积极听讼”,即“积极审”、“积极断”,以此化解两造纠纷,其具体做法可概括为:权属必明晰、钱财会酌情、妄争置辩定惩罚,以断滋讼“生长土壤”,使民明理,趋向无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