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特别是1952年以来,外国投资在埃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及出台颁布了许多适用于外国投资的法律与规定。1952年以前,埃及就有一些法律涉及外国投资。1948年《民法典》是适用于合同法律规则的主要来源。纳赛尔时期是埃及外国投资法律的创立阶段,制定并颁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外国投资法》（1960年第2108号法）等。该法对于外国资本实施了严格地限制,须经由共和国总统批准才能在埃及投资。萨达特时期是埃及外国投资法律的转折阶段,外国投资法律法规也逐渐从限制外国资本转变为鼓励外国投资。本时期,埃及颁布与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阿拉伯、外国投资及自由区法》（1974年第43号法）、《公司法》（1981年第159号法）等,其中1974年第43号法最为关键。该法通过减免税费、提供政策担保、放宽准入限制、设立自由区和相关管理机构等为外国投资提供制度保障、租税激励和经营便利,旨在鼓励外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穆巴拉克时期是埃及外国投资法律的深化阶段,逐渐与国际投资准则接轨。本时期,埃及颁布与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有40部以上,主要有:《投资保障和鼓励法》（1997年第8号法）、《资本市场法》（1992年第95号法）等,其中1997年第8号法最为重要。该法通过增加允许外国投资的领域、扩大投资奖励的范围、改革投资监管和体制框架等措施,进一步为外国投资提供便利。2011年埃及剧变之后,特别是塞西2014年当政后,埃及对外国投资法律再调整,最重要的就是颁布和实施《投资法》（2017年第72号法）。该法通过给予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相同优惠政策和待遇、简化外国投资准入和经营行政程序、以法律形式保障投资者诉讼或仲裁维权等措施,确立了新的投资保障和激励机制,明确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建立了专门解决争端机制。埃及有专门的涉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依据《经济法》（2008年第120号法）,埃及设立了专门的经济法院来负责解决经济纠纷。仲裁通常是诉讼以外解决投资争端的主要方式,依据是埃及加入的多项涉及仲裁的国际公约以及修订的《仲裁法》（1994年第27号法）。1994年第27号法规定了埃及的仲裁制度与基本机制。经投资争端双方同意,可依据调解规则向相关机构申请调解程序。埃及外国投资法律的颁布与调整,是政治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转型的客观需要、对外关系缓和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这三大因素决定了埃及制定投资法律的意愿及其方向。纳赛尔时期,埃及对外资企业采取了国有化及征收的政策,并出台外国投资法律以限制外国资本投资埃及。萨达特时期,埃及颁布了对外开放的外国投资法律,开始有限度地引进外国投资,以开放促发展。穆巴拉克时期,为适应了埃及结构性改革与社会转型的步伐,埃及外国投资法律逐步推动了法治化、体系化和市场化的调整与改革。后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在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上构筑了法律框架和基础,体现了改革积弊、与时俱进的特点。埃及外国投资法律的演变本质上体现了埃及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积极发展经济民生、有效管理外国资本的基本治国方略。同时,埃及外国投资立法演变的动因既反映出埃及国情的特殊性,也折射出埃及探索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曲折性。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埃及外国投资法律具有内外一致、多法并立、保护与治理相结合等特征。第二,埃及外国投资法律的变迁总体上适应了埃及现代化转型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第三,埃及外国投资法律的实施体现了埃及经济发展方略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埃及经济发展战略所存在的显著问题。埃及外国投资法律变迁为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启迪。一是政府在投资法律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应当注重长期性产业政策和适度引导手段。二是外国投资法律需系统性地改善营商环境。三是外国投资法律应符合本国国情,特别注重保护国家的经济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