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赞”是根据人物画像进行概括叙述、辅助说明或褒扬赞颂的文字。南宋时期,庐陵士人写真作赞之风不绝如缕,这一文化现象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考察,本文着重剖析写真作赞与庐陵士人典范建构之间的关系。南宋庐陵写作真赞最多者,为周必大。这些真赞大多作于周必大晚年解甲归田之后。与此同时,周必大晚年致力于编刻《欧阳文忠公集》、撰写《庐陵县学三忠堂记》,采用各种形式弘扬庐陵文化。两者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使我们注意到写真作赞与建构庐陵士人典范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南宋庐陵籍士人胡铨（1102-1180）、周必大（1126-1204）、杨万里（1127-1206）、欧阳守道（1208-1272）、文天祥（1236-1283）、刘辰翁（1233-1297）等六人所作真赞的内容梳理和深入分析,以《全宋文》中所收录的真赞为依据,从自赞和赞他人、作赞者和求赞者等不同层面,对南宋庐陵地区文人士子的真赞写作情况分别进行梳理,整理出上述六人所作真赞共计八十八篇。值得注意的是,此六人恰好是处于南宋两个不同时期的师门交游群体,即以胡铨为中心的周必大、杨万里群体和以欧阳守道为中心的文天祥、刘辰翁群体。前者处于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中兴时期（简称“南宋中兴时期”）,后者则处于宋末元初之际。第一章在对“庐陵”、“写真”等概念加以释义的基础上,首先梳理了南宋中兴时期胡铨、周必大、杨万里群体的真赞写作情况:其一,所作他人真赞基本都倾向于颂扬像主的忠义德行或广博才学,内容皆不出道德文章二义;其二,写真作赞活动中出现很多他人求作自赞的现象,如吉州教授徐泾向周必大求自赞的同时也求欧阳修、胡铨的像赞,等等。其次,以宋元之际欧阳守道等人为中心,对南宋时期庐陵士子真赞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此群体写真作赞的情况与南宋中兴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其一,从数量上来看,此段时期真赞写作显然没有中兴时期的数量多,并且未曾出现他人求作自赞的现象。其二,此时段的真赞主要是以时贤的忠孝节义为对象,不再像中兴时期周必大等人那般一味推崇庐陵先贤。其三,不同于中兴时期对先贤的文章、节义两种品质的推崇,此段时期,即宋元之际,欧阳守道群体则主要倾向于颂扬忠孝节义,因而并不强调道德文章的一面。第二章着眼于探究真赞写作与庐陵先贤典范确立的关系。本章首先探讨了设像写真的渊源,其次梳理南宋庐陵士人写真求赞的背景。最后通过作赞者和求赞者这两个不同环节,考察写真作赞与树立士人典范的关系。作赞者在追慕像主的文行时,一方面将像主推尊为士人典范,另一方面隐然怀有接踵像主的自我期许。因而,作赞者实际上建构了从像主到自身的典范谱系。周必大、文天祥、刘辰翁等人通过前贤像赞,分别建构了欧阳修——胡铨——周必大等几种典范序列。同样,求赞者在向时贤求赞时,一方面希望以像主的文章节义自勉,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其心目中的典范序列。由“五忠一节”的构建过程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士子们在各自的内心中曾无数次地构建庐陵先贤典范的人选,其后在传承中逐渐为官方和民间所认可,从而最终确定“五忠一节”的典范群体,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