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中美贸易摩擦持续、逆全球化趋势明显。我国内部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地强大冲击,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再一次受到严重阻隔。作为加入WTO之后成为我国新经济增长点的加工贸易制造业,亟待转型升级。我国可以通过技术提升,管理优化,品牌建立进行转型升级,但同时产业转移也伴随其中,从而获得承接地的资源优势,以延长我国加工贸易制造业的生命周期。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长期以来“两头在外”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导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现象严重,国内部分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我国加入全球价值链较早,产业链齐全,加工贸易制造业发展已进入中后期,为我国产业转移打下基础。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以及成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更是为我国产业转移提供新的政策支持。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以中国加工贸易制造业转移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我国加工贸易制造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与承接国的选择。本文将选取在加工贸易制造业方面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且与我国有经贸合作基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行业锁定于纺织与服装类、皮革与鞋类、电气与电子机械类三大加工贸易制造业,在对全球价值链下制造业转移、外包代工理论与“一带一路”下我国产业转移的相关文献综述整理后,对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纺织与服装类、皮革与鞋类、电气与电子机械类制造业转移规模、比较优势、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分析,总结出成功经验以及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熵权TOPSIS法进行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及沿线国家的承接能力分析。最后,根据全文分析结果提出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加工贸易制造业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加工贸易制造业转移规模大幅度增加。但是产业转移方向并不满足于顺梯度产业转移,这主要是受“东亚模式”下产业转移所形成的价值链的影响。第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我国加工贸易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位置;与纺织与服装类相比,皮革与鞋类制造业和电气与电子机械类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更低。第三,我国加工贸易制造业转移是兼顾顺梯度产业转移与逆梯度产业转移两方面进行产业布局,低技术加工贸易制造业为寻求低廉劳动成本而进行顺梯度产业转移,高技术加工贸易制造业为寻求技术而进行逆梯度产业转移。第四,我国通过建立境外产业园和出境加工两种方式转移我国加工贸易制造业,这两种方式均获得了承接国政府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