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迅速发展,对外投资额由2013年的126.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01.7亿美元,投资存量更是超过1500亿美元。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已占同期对外直接总投资的12.7%。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的收获,为各国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空间,为加强国际合作打造了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新的贡献。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时会面临来自东道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存在的投资风险,这些风险会导致企业投资福利的损失。中国与更多国家通过“一带一路”携手共进,共谋发展,着力化解全球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背景,探讨规避投资风险和提升投资效率的路径,是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生存、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各国长期交流与合作推进的参考依据。文章重点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指标体系。借鉴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指标体系,增加了社会稳定、执政能力和对华关系等定性评估指标,将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形成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指标体系。二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评价,主要从指标和国别两个角度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在分指标评价中,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执政水平、经济条件、负债能力、社会稳定和双边关系的单项风险指标评估得分及综合风险得分,并按风险得分对国家进行排名。在分国别评价中,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综合评价值,具体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的投资风险表现。三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效率评价。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以探析各影响因素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而减弱投资非效率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干扰。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值,从国别、时间、区域等不同角度进行投资效率比较,分析具体的投资效率特征。文章研究的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表现出来的投资风险偏高,在选取的35个样本国家中,高风险国家约占三分之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在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对华关系五个风险评价方面的表现也不均衡。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但由于其与中国距离较远,导致对华关系得分较低;中亚五国虽然社会风险较小,但由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整体投资风险仍然较高。在描述和刻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诸多因素中,政府执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程度三方面因素相关性较强,共同形成政治经济社会综合因素,其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已成为投资风险中最重要的因素。(2)实证分析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水平和投资效率损失的影响。在所选的相关经济变量中除GDP和通货膨胀率对投资效率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变量都对投资效率影响呈显著性特征。其中经济自由度变量影响最大,这表明东道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中国企业对其投资面临的风险就越小,投资效率越容易提升。在选择的投资非效率变量中,对我国投资效率损失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获得信贷难度指标与抑制腐败指标,该结论得到众多学者观点的支持。(3)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但由于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成反比关系,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还是很大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从国别、时间、区域等不同角度对投资效率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效率水平会随时间推进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在国别分布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收敛态势;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亚洲区域的投资效率较高,中东欧区域的投资效率偏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文章研究的创新之处:(1)目前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居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研究关注度不高。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构成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在投资风险评价体系的指标设定上,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类别、地理区域差异,分别分析投资风险特征,构建的指标体系不仅包括汇率波动、政府负债等情况,还包含经济自由度、政府治理质量、政治稳定性、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衡量。同时为体现东道国国家环境的“中国因素”,考虑到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将东道国对华关系也纳入投资风险指标体系中。(2)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测度模型,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内外权威机构的公开数据信息,如世界银行、全球经济、联合国、中国海关的官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及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层次评价法,从指标和国别两个角度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全面量化评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结果客观公正。(3)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实证分析的变量选取上,本文将宏观政治因素与微观营商因素都纳入实证分析的框架中。这些风险产生的交叉影响,无疑会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干扰作用,成为跨国企业“走出去”的巨大障碍。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指标,探析各影响因素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而减弱投资非效率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干扰,为“一带一路”建设效益和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