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田和民(1860～1946)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学者。他在早稻田大学执教长达五十余年,主要教授欧洲史、政治学和国家学;同时在言论界也十分活跃,时常发表公开演讲、参与各类政局研讨会,涉及领域十分广泛。1909年至1917年间,他还担任日本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杂志《太阳》的主编,在言论界、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曾提出区别于以往通过武力获取资源的“伦理的帝国主义”,宣传对内实行立宪政治、对外实行经济扩张,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影响,也因此被誉为大正民主运动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同时,正因于此,迄今为止对于浮田和民的思想研究多侧重于其明治末年到大正初期的言论,很少涉及其后期思想的演变。然而,众所周知,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时的国际秩序以及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战争爆发时,浮田已形成以“伦理的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国际认识1。考察这样的认识经历世界大战如何发展、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构想。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将全面考察浮田和民至1926年2为止的国际认识。本文主要使用浮田发表于各类杂志报刊上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具体内容,试图理清其国际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阐明其认识框架,进而梳理出他所描绘的国际新秩序以及日本政府应采取的外交方针。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在阐明浮田和民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基础上,分析其涉足论坛起、至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国际认识;第二章着重考察了浮田在一战前后的言论,分析其国际认识随着战争进行如何发生变化,以及他是怎样理解战后国际新形势的;第三章则考察了巴黎和会后,国际形势巨变下,浮田如何围绕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构建他理想的国际秩序,并为何提出“东洋门罗主义”、转向该思想象征的地域主义。在第四章,结合前面的分析,通过与日本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对比研究,考察了浮田的思想框架和理论特点。本文将研究视点投向浮田思想中,“道德”这一核心理念在他思考对外问题时的具体体现,通过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考察其国际认识,并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浮田思想中“道德”理念的应用范围由个人扩大至国家。浮田认为“道德”是世界史必然的发展方向,这一概念一直暗藏于他思想的深处。在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浮田看来,“道德”只是衡量个人行为的标准,国际关系不应由此来维系。但是,一战使他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浮田认为,正是由于此前国际社会上默认强国为实现自身发展,拥有压迫弱国的权利,战争才会爆发;并且随着战争的进行,战后维系国际关系的准则势必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为维护和平,他将“国际道德”视作不可或缺的要素,并将自由、平等、博爱所代表的、欧美的普遍价值观同日本人自古以来对和平的向往相结合,阐述世界和平注定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基于这般理念,他对国际协调极为重视,主张各国应在维系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实现本国的发展。同时,浮田认为,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和以国家为主体的“道德”的标准因世界大战而不断靠拢。他所说的“国际道德”具体是指,于国际社会上尊重并保护各国家、各民族的独立权与自治权,于国内则通过提高国民道德、实现真正的“国民外交”,间接解决对外问题。当面对具体的国际问题时,他提倡在政府实施外交手段的同时、国民也间接参与其中;政府应采取基于民意的现代外交方式,国民则应抛弃落后的思想、提升个人修养,加强同他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同情并尊重其他民族。在这里,外交不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国民和政府一同成为外交的主体。此外,浮田还将内政和外交联系在一起,对内主张推进宪政改革、发展国民教育、完善社会制度、振兴经济,对外则期待日本能肩负作为强国的义务,尊重他国的独立与自治,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在他的言论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对通过和平、经济手段,实现国际协调的重视。虽然浮田将“道德”视作社会进化发展的大方向,但是他并不主张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相互平等。他自始至终都认为,国际事务应通过与各国实力相匹配的方式来决定。因此,他认为国际联盟实质上并非有效的世界组织,对国际社会中平等主义这一普遍性原则也持有疑问;为维护日本在亚洲的特殊性,他逐渐转向“东洋门罗主义”所代表的地域主义,试图对抗其中的闭塞性原理,通过文明及经济手段实现亚洲各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但是,在1920年代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浮田难免被本国利益所束缚,并最终将日本民族的发展置于思考的出发点,没有摆脱其思想的局限性。但是,从他对母国中心主义的反省,以及坚持各国应从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出发、实现自身发展这一点来看,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日益强调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今天,探讨其国际认识依旧有着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