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动态对比剂增强磁共振成像与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与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血供情况的相关性，以及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应用于NSCLC靶区勾画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43例初治II、III期NSCLC患者入组（平均年龄53.4岁，31-67岁，男性30例，女性13例）。每位患者术前使用Philips3.0T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进行动态对比剂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和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DWI）检查。入组患者中鳞癌29例，腺癌14例。对患者行肺叶切除术+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留取切除肺叶组织的完整标本。将切除的标本复张后快速冷冻，24小时后将标本沿横断面切成0.5cm薄片，放入福尔马林溶液中进行固定，并且按照新鲜组织及固定后的剖面的数码照片算出标本收缩比。固定后的标本切片进行肿瘤组织病理大切片的制作，之后进行染色，高年资的病理科医师确定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在显微镜下的边界，计算每一层肿瘤组织的面积，将各层标本面积与层厚相乘并叠加，得出肿瘤组织的体积，然后利用计算出的组织收缩比得出肿瘤的准确的体积。同时由高年资放疗医师勾画患者的DWI及CT的大体肿瘤靶区，利用软件得出肿瘤的影像学体积。每例患者于DCE-MRI检查后生成相应的信号强度-时间曲线，计算最大相对增强率（MER）及增强斜率（slope），DWI检查后计算肿瘤ADC值，并用Students t检验比较两组区别。为了确定上述MRI参数在组间区别上的可行性阈值，进行了以ROC为基础的阳性检测。患者术后标本进行 VEGF、HIF-1α、CA-IX、Ki-67表达情况等免疫组化检测。采用ROC曲线分析确定MR参数在组间区别上的可行性阈值，计算并比较预测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　　结果：VEGF阳性组的最大增强比及增强斜率均显著低于阴性组（P=0.016，P=0.033）。基于ROC阳性检测区分VEGF阳性组和阴性组的最大增强比阈值确定为1.424（≤1.424为阳性组），斜率阈值确定为0.031/sec（≤0.031/sec为阳性组），ADCs（b=300）阈值确定为1.274×10-3mm2/s（>1.274×10-3mm2/s为阳性组）。以最大增强比1.424为阈值分为两组，则两组间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75％，77.8%和76.9%；以斜率0.031为阈值分为两组时，则两组间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75%，83.3%和80.7%；以 ADCs（b=300）1.274×10-3mm2/s为阈值分为两组，则两组间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87.5%，88.9%和88.5%；且斜率的特异度和准确度均差于最大增强比的特异度和准确度（P=0.027，0.033）。CA-IX阳性组的最大增强比及增强斜率均显著低于阴性组（P=0.031，P=0.032）。基于ROC阳性检测区分CA-IX阳性组和阴性组的最大增强比阈值确定为1.273（≤1.273为阳性组），斜率阈值确定为0.034/sec（≤0.034/sec为阳性组），ADCs（b=300）阈值确定为1.296×10-3mm2/s（>1.296×10-3mm2/s为阳性组）。以最大增强比1.273为阈值分为两组，则两组间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75%，61.5%和80.8%；以斜率0.042为阈值为阈值分为两组时，则两组间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83%，84.6%和80.8%；以 ADCs（b=300）1.296×10-3mm2/s为阈值分为两组，则两组间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91.7%，76.9%和80.7%；。且ADCs阈值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优于最大增强比的敏感度和特异度（P=0.031，0.029）。43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磁共振弥散成像显像较为清晰，各个大体切片的收缩比为86％±8％(69％～100％)，根据患者CT肺窗图像得出的GTV体积和根据患者病理大切片得出的体积差异有显著性，根据患者CT纵隔窗图像得出的GTV体积和根据患者病理大切片得出的体积无明显差异。根据患者DWI图像得出的GT V体积和根据患者病理大切片得出的体积无明显差异。　　结论：DCE-MRI与DWI扫描序列具有对非小细胞肺癌血供情况的预测价值，研究结果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血供情况密切相关。DCE-MRI与DWI扫描序列可作为预测NSCLC患者的恶性程度及判断预后的重要工具。DWI扫描序列对非小细胞肺癌影像学形态与CT强化扫描无明显差异，术后病理大切片、DWI及CT纵隔窗所计算GTV无明显差异。可以将DWI图像用于NSCLC患者的放疗大体肿瘤靶区的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