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几年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问题广泛受到关注，所以笔者通过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生育政策的家庭成本、社会成本和家庭收益、社会收益，来研究我国建国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可以说，在中国，“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这项在80年代开始实行的“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给21世纪以前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使得我国少出生4亿人，迎来了我国的“人口红利”的时代，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然而到了21世纪，这项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凸显，即社会成本逐渐增加。笔者将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统称为收益，将生育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统称为成本，并且，本文在总结了我国学者所研究的生育政策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即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将生育的社会成本概念进行了外延扩展，不仅生育造成的人口数量问题会产生社会成本，由于生育行为的转变或者调整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和人口素质问题也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这些人口问题从而又会对经济的发展与转型，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产生社会成本，这一观点便是笔者对生育社会成本概念的外延描述。针对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老龄化加速、性别比失衡和人口素质“逆淘汰”等问题，学者们各持己见，政府选择相对保守派的建议，开始了对人口生育政策的谨慎调整，逐步放开了“双独”和“单独”家庭的二胎政策。根据测算，对严格人口政策的微调并不会带来人口数量急剧增多等负面影响，相反，这项政策的调整会缓解我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也会平衡人口的性别比，更加有利于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在本文中，笔者提出了二胎“生育许可证”这一制度建议，能够更加适应每个家庭对生育的需求，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但这一制度的实施仍需做好前提准备和完善的规划。本文最后也探讨了我国将来是否应学习其他国家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但根据我国人口基数大的实际情况，笔试对该观点有所保留。在本文中笔者将积极影响称为收益，将消极影响称为成本，通过对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对比，从而得出了总体的成本—收益的比较，最终的比较结果同国家政策相一致，所以笔者认为现今政府对人口生育政策的微调是顺应时代和现实的正确选择，这项政策能够逐渐减少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社会成本，改善上述社会问题，从而增加社会福利，更加有利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