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公共组织中的个体大多表现为复杂的社会人。由于不是完全利他者，具有追逐自身利益的欲望，就存在对其行为进行约束的空间。而且，身处公共组织、易于支配社会资源的优势地位容易使公共组织成员放大自利欲望的伤害能力。公民对于公共组织中的成员不能够完全信任，是所有约束的缘起。　　 对公共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涉及的范围并非局限于公共组织内部。公共组织成员的公共行为与个人行为均可能对外部环境及其中的公民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利益受到影响（无论正向或负向）的公民或公民群体构成公共组织成员行为的外部行为体，亦即利益相关者。基于提供公共组织所需资源的纳税者身份，利益相关者有理由要求对公共组织成员行为的约束活动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公共组织成员在追求绩效的活动中难以表现出激情。“雇员制”的引入曾被寄以厚望，然而原始设计的更改导致了“鲇鱼效应”的失灵。恢复原始设计对于约束公共组织成员的绩效追求行为应该是有益的。　　 在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约束公共组织成员行为的根本保障在于追寻正义的法律制度。现行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正义基础不够坚实，时常使包括公共组织成员群体在内的各种相对强势群体的受益以牺牲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既然公共组织中的成员不是完全利他者，具有追逐自身或自身所处的利益群体的私利的欲望，那么，将农民等相对处于弱势的群体的话语权完全交付公共组织成员就是有风险的。提高法律尊严的根本途径在于打开弱势群体进入立法机关的通道。　　 在相关公共组织成员进行的农地征用活动中，不公平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确定方式损害了部分农民的利益。在城镇地区进行的土地管理活动中，城镇居民与房地产企业及其经营者群体构成公共组织成员行为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而因公共组织成员行为的影响而有可能利益受损的经常是普通的城镇居民。由于受到公共组织成员的行为影响而利益受损的公民或公民群体大多处于社会资源分配中的相对弱势地位，故而将这类群体纳入到对公共组织成员行为的约束中去应该具有更高的意义。　　 在考虑约束公共组织成员行为的路径时，本研究使用了较大篇幅来讨论问责尤其是社会问责在约束中的作用。公共组织内部问责的施行效果未能尽如人意，将利益相关者设计为问责主体的社会问责有望提供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