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性生态危机爆发。在此境遇下，西方理论界纷纷从理论和现实的维度提出救世之道。可以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在和生态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等其他绿色学说的理论斗争中，一方面积极吸取现实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环保状况的经验教训中产生并壮大起来。从理论上看，它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吸收了生态自然科学和生态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生态思想和方法论，并顺应时代做了发展。它于20世纪七十年代形成，八九十年代得以发展。进入2000年之后系统生态哲学理论的完成标志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从此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分别从“控制”观本身的辨析和对产生控制自然的现实制度批判两个主要维度进行分析和探讨自然受控的现实现象：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控制自然的主体是工具理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认为最深层的主体是“资本”，并由此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和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经济体制改良做法的批判。从制度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趋利的本能本质是反生态的，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从观念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控制自然的主体、方式及目的等，指出人掌控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控制自然并不等于破坏自然，关键是能否在符合自然规律的情形下展开实践活动。自然的解放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并且自然的解放是和人的解放紧密相关的。为了实现自然的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从生态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构建和生态伦理的重新阐释来进行努力工作。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劳动闲暇一元论、新的需要和幸福观、“更少的劳动”与“更好的生活”等思想，阐述人的解放对自然的解放的意义。毫无疑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这些观点是有利于自然解放的。本文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形成系统的人的解放理论，并从系统的人的解放去反思和寻找自然的解放途径，这是它的重要局限性所在。通过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以考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及不足。首先应加考察的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通过对象性与对象化、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认识上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两者在如何看待人的控制与自然的控制、如何看待人对自然控制的合理“限度”、如何看待实现自然解放的动力及途径等问题上存有差异；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生态哲学观的比较，我们可以深刻评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功绩与不足。考察两者在自然的控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自然的解放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认识上的不同，也可以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解放的社会制度观的意义与不足。总的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从解放自然的维度功用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割裂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完成的统一性，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也由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而走向了空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观存有借鉴意义。可持续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我国新时代下的理论成果。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对生态问题的共同关切，两者都面对工业化与自然生态的破坏、人的需要满足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等难题，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应反思现代性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注意培养大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等。需指出，在学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我国国情，不能照搬照抄。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广泛借鉴一切国内外生态学方面的积极成果，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国情，建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如果期望起到改变世界的历史功用，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理论，使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有机结合起来；另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指出其他绿色学说用二分法的方式看待问题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自身也陷入了二分法，这是值得注意和关注的。本文认为，对理论的反思和结合实践的完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突破原来问题域及其瓶颈，走向新的高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