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说》不是焦循的独创作品,而是在别人著作基础上的加工之作。他迫于压力而撒谎之说并不成立。首先政府政策、社会舆论对戏剧的压力被夸大了。其次文人创作戏剧屡见不鲜,身分对事业的限制不是绝对的。他独特的学术经历,使他给戏剧以合理定位,这种定位使他免于任何压力。特定的环境培养作者了浓厚的兴趣,并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剧说》为后人寻检资料提供了方便。作者随性而为,导致《剧说》中材料对特定领域的研究是不够的,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进行历史剧创作时,《剧说》暗示在非严肃题材处理方面,剧作者的主动权不受限制,可以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在严肃题材处理方面,作者应注意两点:在塑造正面人物时,正史没有记载的缺点,不可以添加到人物身上,而优点可以附会;正面人物应当用真名。二分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中国乃至世界戏剧批评史上都有重要意义。二分法的处理方式决定于焦循独特的戏剧功能观,那就是“解颐”、“教化”。同时焦循又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来关照戏剧,从本事考索到语言探究都表现出一种追本溯源的倾向,表现出对二分法的背离。这种背离具有典型性。这种冲突在今天仍然存在,而二分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这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