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岛内的阶级冲突日渐尖锐,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一同构成了日据时期的两大社会问题。有良知的台湾知识分子积极探求台湾出路。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为落后国家与地区对抗帝国主义提供了新的历史图景。台湾知识者将目光转向俄国,希冀从俄国文学和社会革命中找到反抗的资源。这一时期,托尔斯泰、果戈理、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作家频繁出现在台湾报刊。岛内的一些书局也在出售中、日译本的俄国著作。然而,俄国文学在台湾大量译介的文学现象与社会意义,并未引起学界太大关注。本论文借助日据时期台湾的报刊和文人藏书、日记、回忆录、随笔等大量的一手材料,试图对当时台湾文坛译介、接受俄国文学的脉络做系统化梳理,并以俄国文学为方法观照1920至1936年在民族和阶级两大社会矛盾下,台湾的“弱小民族”问题、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文学转向。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对俄国资源的选择、借鉴,呈现出他们对社会问题思考和改造的差异性。日据时期,殖民地台湾经由中国大陆和日本接受了大量的俄国文学。留学欧美的台湾青年也将英译俄国作品转译为中、日文介绍到岛内。当时,台湾还出现了法、德译本的俄国文学著作。除了间接译介的方式,殖民地台湾地区和俄国在当时已经有了文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互动。通过上述途径,台湾知识分子接触到了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左翼文学。他们接受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现实主义,以此展现、批判台湾社会,表达殖民地知识者的悲哀和无奈。但这些知识分子并非一味地沉迷于悲哀,他们积极地从爱罗先珂、克鲁泡特金、高尔基等人的思想和文学中寻找呼吁民众斗争的思想资源。台湾文人在20世纪二十年代颇为关注“弱小民族”议题。他们从俄国作家爱罗先珂的反对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的童话作品中发现了对抗殖民和资本的初衷。随着台湾知识分子对“弱小民族”认识得深入,弱势民族和弱势阶级逐渐被并置纳入“弱小民族”范畴,爱氏也被视为“弱小民族”作家。到三十年代初,台湾的无政府主义青年开始借助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破与立”学说提倡自由平等、对抗资本剥削和建设台湾社会。在日本殖民统治政策下,他们不得不将无产阶级解放寄托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互助”这一“和平”方式之上。由于日本殖民当局对政治运动的镇压和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台湾知识界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对创作实践的思考。“红色三十年代”,台湾文坛对高尔基由缺乏关注转向主动译介。虽然,部分知识分子混淆了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日本新写实主义,但是,台湾文坛还是准确把握了前者的重要特征,并从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中发展出适合台湾文学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对于身处困苦环境中的台湾青年作家而言,出身底层,经历艰苦奋斗走上文学之路的高尔基本身就具有榜样的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对俄国资源的选择与祖国大陆对俄国文学的译介相似,皆是以俄国为镜像和资源,探索反抗帝国主义、批判资本剥削和文学建设之路。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台湾文学对俄国文学的扬弃和实践是中俄文学关系的具体体现。而殖民地的特殊境遇使得台湾地区文学与俄国文学关系呈现诸多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