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证明妨碍制度立法技术和目的的整合、相关制度间的调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衔接、法律适用的实效为纲，重点关注证明妨碍制度的实效性与制度发展的实际方向，通过证明妨碍的概述、法理基础、构成要件、法律处置等问题的探讨，以期为完善我国的证明妨碍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完整的诉讼活动应当由法院确认事实、适用法律和当事人以证据收集为中心的证明活动所构成。随着对集中审理的重视和证据法领域的攻防手段平衡原则的强调，各国日益重视证据收集的重要作用。为弥补现代型诉讼中证据收集手段的不足，学理与判例创制了证明妨碍这一支配证据收集制度的法理。可以说，证明妨碍制度正是为解决证据偏在所激化的诸多问题而创设的。在以证据偏在为特征的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与证据的距离是悬殊的，这意味着当事人间攻防手段是不平衡的。因此，接近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就有可能将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作为攻防手段，采用毁损、隐匿证据或不作为的方式实行妨碍行为，使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无法利用该证据而导致举证不能，继而争取对己有利的裁判结果。　　 我国虽有《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审改规定》第30条和《证据规定》第75条这些法律条文的规定，但由于相关法律理念的缺位，至今尚未建立完整的证明妨碍制度，而且现有规定的缺陷非常明显，没有区分不同的妨碍行为对查明待证事实的不同影响，一律规定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过于武断，有失公正，也不符合诉讼原理。司法实践中，妨碍证明的行为屡见不鲜。当事人出于利己考虑而实施的证明妨碍行为在诉讼实践中并没有遭受有效的制度阻力。为了保障当事人实现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利，防止妨碍者任意阻碍证据的提出，破坏司法秩序，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必然需要建立完备的证明妨碍制度以及相关程序。　　 首先，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是构筑证明妨碍制度必须解决的首要理论课题。只有达到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的有效平衡，才是一项理性的制度。协力义务说并不仅仅将视野局限于诉讼程序的推进，单纯追求形式上的纠纷解决。它同样也给予当事人实体利益的关注，追求维护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并实质性的解决纠纷。因此，当事人是否依据协力义务进行诉讼，既是当事人诉讼上行为的指针，也是法院评判诉讼上当事行为的基准。　　 其次，对于证明妨碍的主观构成要件而言，过失证明妨碍相对故意证明妨碍具有更高的实用性，应当纳入制度考虑，并且特别注重其双重要件的特殊性。对于证明妨碍的客观构成要件，应当采纳六要件说，其中，妨碍行为的对象指向存在或曾经存在的证据，被妨碍者对其的证明是至关重要的；违反保存证据的义务应当被确立为前提要件，证据保存义务的范围和界定是判断的关键。　　 再次，证明妨碍制度的核心在于法院应当如何评价证明妨碍行为，以调整当事人间的利益。调整证明责任的分配，一方面是减轻负有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另一方面是对妨碍人实施妨碍行为所要获得的诉讼上的利益予以消减，以此达到从根本上遏制证明妨碍行为发生的目的。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结合“证明度分层说”，区分证明妨碍不同的主观形态适用不同的法律后果。并且注重给予当事人充分辩论的机会，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最后，构建完善的证明妨碍制度，首先要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立证明妨碍的总则性条款、明确当事人保存和提出证据的义务、设立认定证明妨碍的程序以及建立完备的证据收集调查的程序，包括构建诉前证据保全制度；设立调查令制度；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完善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