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通过第388条“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这一概念,在形式主义的立法结构下引入了功能主义担保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模式。而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属于第388条“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概念的射程范围内,已经是立法和理论界的共识。在经过这种改造的所有权保留法律关系之下,出卖人所保留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所有权”,引发不少争议;此外,如果所有权保留合同被解除的情形下出卖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要求返还已交付的动产,这种合同解除的“返还”与买受人违约时出卖人的“取回权”之间的竞合问题又将如何处理?围绕上述所提出的问题,本文通过四个部分来展开具体的讨论:第一部分讨论了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在《民法典》中出现的功能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合同解除的解释困境。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因《民法典》第388条新增的“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而被明确为是一个担保合同。并且,对比于之前我国的民事立法可知,第641条至第643条规定的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具体法律效果已然发生了功能变化。而正是由于立法上的变化,该合同在适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具有矛盾和冲突的法律解释。聚焦于合同解除的情形,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出卖人保留的“所有权”的定性争议、合同解除后出卖人权益救济在法律解释上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以及解除返还请求权与取回权的竞合。第二部分深入研究了《民法典》体系下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本质变化。从整体的制度架构上来看,一方面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法律效果在设立、公示以及权利实现的多个环节与动产抵押实现了统合;另一方面由于《民法典》对该合同的改造是通过部分条文变动来实现的,以致于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在法律规范中仍保留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元素。这意味着我国《民法典》所采取的是兼顾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立法模式。而从合同的内部结构上来看,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二分结构,即其为债权契约与物权契约的集合。双方当事人之间当然存在一个关于标的物买卖的债权契约;而“所有权保留”条款应被解释为是一个物权契约,担保着价款请求权的实现。不完全的功能化转变使得出卖人的“所有权”既可以被解释为绝对的所有权,又可以被解释为担保权益。第三部分对比分析了出卖人不同的权益救济路径。由于《民法典》并未就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解除作特别规定,所以该合同的解除需要借助于合同解除的一般性规定。此外,结合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二分结构,基础性的买卖合同当然是被解除的对象,但所有权保留的约款并不在解除的范围之中。由是,出卖人存在两个方向的救济路径,一是作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的救济路径;二是作为担保物的抵押权人的救济路径。若在只涉及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利益时,不妨赋予出卖人对于可能存在的救济路径以选择权;而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场合下,则不应赋予出卖人以选择权,只能作为抵押权人利用保留的“所有权”以获得违约损害赔偿的优先实现。第四部分探讨了解除返还请求权与取回权竞合的处理。如果所有权保留合同被解除的情形下出卖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要求返还已交付的动产,那么这种合同解除的“返还”就会与买受人违约时出卖人的“取回权”产生竞合。若采取任意竞合的思路,则出卖人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自然会倾向选择以第566条作为请求权基础。这将会导致第642条被架空,从而致使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功能化改造的立法目的落空。若采取限制竞合的思路,就是将第642条解释为是特殊规则,优先于合同解除的一般性规则适用。虽然这可能会使得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制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一定的质疑,但限制竞合说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上都存在支撑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