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是97年刑法新增的一个罪名，但是刑法条文对该罪规定得过于简略，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罪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产生了诸多争议。基于此，本文选择了其中争议较大的几个疑难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包括滥用职权罪主体的界定、滥用职权行为的表现、该罪的罪过形态、与玩忽职守罪的界限以及与受贿罪发生交织时的罪数认定等，力争在总结和分析先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尽一点绵薄之力。同时，本文也提出了滥用职权罪立法上的一些缺陷，并对完善措施进行了探讨。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共计二万余字。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纵观我国的刑事立法活动，滥用职权罪经历了从最初的以玩忽职守罪代罚到后来独立成罪的过程。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分别论述了滥用职权罪司法认定过程中出现的五个极具争议的疑难问题。第一是滥用职权罪主体界定的争议。刑法规定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何界定这一问题，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主要有“身份说”、“财产性质说”、“单位性质说”、“公务说”、“身份与公务兼具说”、“新公务论”等观点。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只有“身份与公务兼具说”才能准确揭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涵，其他观点会不适当地扩大或缩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不足以采纳。第二是滥用职权行为表现形式及类型的争议。关于滥用职权行为的表现形式，学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观点，否定说主要从“滥用”的字面含义、行政诉讼中将滥用职权行为与行政不作为区别对待等角度进行说理。但是，这样的论证是片面的，没有抓住故意放弃职守行为的本质，应为而不为也是对职权的滥用，滥用职权行为应包括不作为的形式。学界对滥用职权行为的类型存在“两类型说”、“三类型说”、“四类型说”等观点，通过比较分析各种观点的利弊，从有利于司法实践对滥用职权行为的认定出发，本文采用了“三类型说”，即将其分为不当地行使职权范围内的权力，超越职权或者故意不履行职责三种类型。第三是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及内容的争议。对于该罪的罪过形式，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直接故意论”、“间接故意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并存论”、“过失论”、“间接故意或过失论”。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只有存在特定目的的犯罪才不能由间接故意构成，而滥用职权罪显然不属于具有特定目的的犯罪，那么就没有理由在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当中排除间接故意。如果滥用职权行为排除直接故意，那么对直接故意的滥用职权行为就只能以其他犯罪论处或者宣告无罪，这样的结论显然更不妥当。所以“直接故意论”和“间接故意论”的观点都不够全面。支持“过失论”的学者主要从该罪的法定刑出发，认为如果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态为故意，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对行为人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刑罚明显过轻，难以做到罚当其罪。但是，笔者认为，从该罪的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当初将滥用职权罪从玩忽职守罪分离出来，是出于实践中滥用职权行为与玩忽职守行为在主观方面存在差异的考虑，而不是仅仅因为两者客观行为表现的差异，因为立法不可能将不作为形式的危害行为规定为此罪，而将作为形式的危害行为规定为彼罪。另外，“过失论”以法定刑的设置较轻为依据倒推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这样的推理顺序似乎存在问题，因为罪质的轻重决定刑罚的轻重，罪在前刑在后，刑罚的轻重不应当成为罪质的决定因素。刑法对滥用职权罪的基础刑只规定了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样的刑罚确实较轻，但也只能说明立法在对该罪的刑罚设置上存在缺陷，不能依此认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就是过失。“间接故意或过失论”认为，滥用职权罪主观上既可以是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但是该观点违背了刑法的基本理论，因为一个基本的犯罪构成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性质对立的罪过形式，所以该观点也不科学。在以上诸多观点中，笔者赞同“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并存论”的观点，其他观点都不足以合理解释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对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内容，理论界也存在多种表述。笔者赞同通说的观点，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内容应当表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明知滥用职权行为会产生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危害后果，仍然希望或放任该危害后果的发生。第四是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界限的争议。学界的诸多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两罪的客观行为和罪过形态来展开的，本文主张两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罪过形态上，滥用职权罪是故意犯罪，玩忽职守罪是过失犯罪，仅从客观行为上无法区分两罪。第五是与受贿罪发生交织时的罪数认定的争议。实践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往往在收受贿赂的同时又实施了滥用职权行为，对于这种情形应当如何定罪处罚？学者对此都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基于对受贿罪客观行为的理解，笔者认为行为人已经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不能运用想象竞合犯或者法条竞合的理论来处理，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具有同样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对此种情形应当数罪并罚。第三部分是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法缺陷与立法完善。滥用职权罪的立法缺陷主要体现在该罪法定条文设计不合理、罪状规定不明确、刑罚设定不科学等方面。建议立法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分列；明确该罪的罪过形态和滥用职权行为特征；提高该罪的法定刑；增加资格刑和财产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