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的问世,隐喻不再只是文学上的一种修辞手法,它贯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构筑了我们的概念系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认知手段。隐喻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产生的,而经验说到底就是文化,所以隐喻的背后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由于经验的不同,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因而会产生本民族独特的隐喻表达。文学作品中当然也存在着大量的隐喻表达,不同民族在隐喻表达上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对等性,因此隐喻应该如何翻译一直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斯珀波和威尔逊提出的关于人类交际与认知的关联理论为隐喻的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本论文以莫言的原著小说《蛙》及吉田富夫的日译本《蛙鸣》为研究对象,从中共抽取266个隐喻表达,并将其按照翻译策略分为以下九类:直译、用目的语中合适的喻体代替源语中的喻体、用明喻代替隐喻、保留喻体+注释、意译、省略、直译+注释、保留喻体+增译、非隐喻译为隐喻。在此基础上,以关联理论为指导,对译者选取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以及翻译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考察。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首先取决于其对译文读者认知环境的假设。译者在翻译时,会充分考虑读者的认知环境,目标语中是否存在与源语中隐喻表达相同或意思相同的表达;根据喻体,译文读者能否建立与原文作者相同的认知环境;如果不能,如何使之建立与原文作者相同的认知环境。其次,如何建立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最佳关联,使译文读者可以获得充足的语境效果,满足读者的期待,也是译者选取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翻译效果方面,笔者认为要使翻译获得成功,首先译者必须正确识别并传递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以此保证交际的成功。其次,在构建译文时,译者要尽可能的扩充和补足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使其可以建立与原文作者相同的认知环境。最后,译者要把握好译文读者在处理译文时需要的心力和获得语境效果之间的平衡,保证译文读者可以用较少的心力获得充足的语境效果。